南丝路开通,西昌进入王朝版图

2018-02-28 16:06  来源:凉山日报全媒体  责任编辑:杨童旖


西昌,一座与南丝路共存共荣的城市(上)

 

■编者按


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道路是实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纽带。以巴蜀为源头的南方丝绸之路,穿越逶迤群山和深峭峡谷,蜿蜒数万里,勾勒出了一条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西昌,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汉置邛都县、唐置越嶲(xī)县、宋设建昌府、元改建昌路、明设建昌卫、清置西昌县……无论是秦汉的经略,还是南诏大理的雄踞,抑或是明清的移民,西昌从未离开过中央王朝的视线,它以西南地区主要经济枢纽、战略要冲和门户所在的历史地位,在历代王朝的统治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西昌是一座与南丝路共存共荣的城市。今天起,“西昌,一座与南丝路共存共荣的城市”系列将分上下两篇,为你讲述悠悠南丝路上的千载西昌。其中,上篇内容包括“悠悠南丝路,千载话西昌”、“相如通西夷,新郡城邛都”、“铸钱南山侧,币通牦牛道”;下篇内容包括“李唐都督府,大城显实力、赵宋挥玉斧,建昌成商埠”、“川滇经济带,枢纽宁远府”、“共荣二千年,古道辟新路”。下篇将于3月7日刊发,敬请关注。

 

西南丝绸之路简图

西南丝绸之路简图

西昌高枧汉城墙。

西昌高枧汉城墙。

大石墓出土双耳陶罐。

大石墓出土双耳陶罐。

东汉·摇钱树。

东汉·摇钱树。

 

从成都平原一路向南,有一条途经凉山、云南,并最终通向缅甸、印度的商贸之路。它辽远和高险并存,幽景与旷景同在,它在始出不久便各奔东西,历经千里又合而为一。它即是贯穿了我国西南山地的一条交通要道——南方丝绸之路。

 

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道路是实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纽带。以巴蜀为源头的南方丝绸之路,穿越逶迤群山和深峭峡谷,蜿蜒数万里,勾勒出了一条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西昌,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悠悠南丝路,千载话西昌

 

提到“丝绸之路”,大多数人随即想到的总是张骞和他悲喜交加的西域,想到那条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罗马帝国的商道。但随着中外学术界对丝路研究的不断深入,“丝绸之路”的外延得到了扩展,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东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得到了确认,唯有南方丝绸之路不怒不争,不避不迎。

 

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者们的目光终于落到了西南山地这片考古的处女地上。从秦汉到唐宋,再到元明清,与中亚、南亚乃至欧洲的通商,《史记》、《汉书》和《三国志》中早已书写分明,学者们还惊喜地提出了“中国丝绸之路最早在巴蜀”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由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陡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掀起了一股南丝路研究的小高潮。

 

开通最早、线路最长、途经国家最多,这是学者们对南方丝绸之路的一致结论。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这条隐没于西南山地与云岭高原中的古道,便传递着中原、巴蜀民间商旅与文化的信息。随着秦王朝的建立,大一统的完成,秦对周边地区的开发也随之而来。开道、置吏,秦始皇修筑了第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但是秦太短暂,随即被汉取代,汉王朝一并继承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在汉武帝联合外域,北攻匈奴的总方针下,南丝路既是一项政治战略,也是一项经济策略,整个过程虽有曲折,但西南地区总归纳入了大汉的版图。唐交好“南诏”,元结束“大理”,明清经略西南,无一不围绕着南丝路展开,山间小道也一再拓宽、延长,从游商单薄的脚步声,到深林清脆的铜铃响,然后还有了驿亭和关哨,有了车马和喧哗……古老的南丝路浸润着人间的气息,也有了自己的记忆和温度。

 

伴随着南丝路沿线越来越多珍贵文物的出土,这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也愈加凸显。而在南丝路星罗棋布的众多城镇里,西昌始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它以西南地区主要经济枢纽、战略要冲和门户所在的历史地位,在历代王朝的统治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地处滇蜀之间的西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作为安宁河流域最大的河谷平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汉置邛都县、唐置越嶲(xī)县、宋设建昌府、元改建昌路、明设建昌卫、清置西昌县……无论是秦汉的经略,还是南诏大理的雄踞,抑或是明清的移民,西昌从未离开过中央王朝的视线。每一次名称的变更不单单意味着政权的交替,更是统治者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与寄望。在西昌建城的两千余年里,虽经历沧桑,却依旧在安宁与昌盛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开道与开边,治道与略边,这是盛世强君永恒不变的追求。在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南丝路上,西昌始终以浓淡相宜的姿态,兀自散发着幽幽光芒,它伴随着南丝路而生,也伴随着南丝路共存、共荣,直至今天。

 

相如通西夷,新郡城邛都

 

在古代,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巴蜀来实现的。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一条曲曲折折的商旅小路,便沿着高山平坝、河谷深林,从成都通向云南,那是南丝路最初的模样。

 

南丝路分为三个大的路段: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会理、大姚到达大理的西线,先后被历代王朝称为“零关道”、“牦牛道”、“清溪道”;而同样始于成都,经乐山、犍(qián)为,到达云南境内的昭通、曲靖、昆明、楚雄,最后在大理与西线汇合的东线,因开道时道仅宽五尺而得名“五尺道”;东西两道汇合后西行,经大理、保山、德宏直至域外的一段,先后得名“博南道”与“永昌道”。

 

秦灭六国后,着手对周边包括西南地区进行开发,要维系边疆治理,仅靠一条商旅之路断然无法完成,南丝路第一次被开辟成为了王朝的官道。此后十余年,经历了秦王的急政暴虐和秦末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看清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并不急于攻城略地,在长达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中,西汉逐渐壮大。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赶上了一个鼎盛的时代,面对匈奴的一再进犯,他派出张骞远赴西域,以期联合外族,共击匈奴。

 

张骞虽没有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但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的集市上看到了来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考察后得知大汉的西南以外有一个“身毒国”(今印度),与汉朝的巴蜀、“滇越”(今云南)保持着贸易往来,还有一条先秦时就已存在的自然通道:“蜀—身毒”道。

 

当时,大汉的西南山地,也就是“蜀—身毒”道的沿途,居住着大大小小众多部落,他们彼此知晓,但鲜有往来。他们有自己的领主和活动区域,并为了部落的发展,时常设立关隘、阻断道路。他们“豪帅放纵,难得制驭”,史书上统称他们为“西南夷”。

 

在司马相如的建议下,汉武帝决定不惜人力物力,打通“蜀-身毒”,招抚“西南夷”。在朝臣看来,此举风险很大,山高水远、消耗过多,但在司马相如的策略里,此举不但可以恢复道路、扩大疆域,还有机会击溃匈奴,虽是一步险棋,却也值得一试。用司马相如的话说,世上一定先有“非常之人”,才会追求“非常之事”,最终成就“非常之功”。他愿协助汉武帝,完成这件“非常之事”。

 

公元前131年,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大西南。在他的躬亲游说、往来奔走下,活跃在西南山地的邛、笮、冉、駹(máng)和斯榆的首领如愿成为汉朝的臣子,主动拆除了旧关隘,汉朝的西南界由此扩大不少,西边到达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砻江),南边到达牂柯(今贵州)。

 

成功解除了沿途部落的阻挠后,恢复道路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曾经用于通商的“蜀-身毒”道只不过是勉强能在山间穿行的崎岖马道,在司马相如的主持下,汉王朝以此道为基础,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开通南丝路的西线——“零关道”。

 

当时的历史条件,包括西昌在内的整个西南,都还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部族形态,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势必会有一番曲折。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石料全靠马驮人挑,一寸一寸硬是在山间开辟出平整的道路。在波涛汹涌的安宁河上,架设桥梁亦是一场浩大工程,但这是通往邛都(今西昌)的必经之路。

 

二十年中,无数工匠、士卒的粮食供给,若从遥远的中原运输,途中势必耗费大半。汉武帝采取了移民屯田的方法,从中原和巴蜀选派大量劳工用于修桥筑路,并征调大批官吏、士卒维护沿途稳定,而移民中占比最大的当属屯垦民。在地广人稀的西南地区,这些屯垦民沿着南丝路屯居下来,他们保证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也将大汉的经济与文化带入了这里。最终,“零关道”得以开通,它从成都经雅安、汉源,由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和会理,纵贯凉山而过,同样在云南大理与“五尺道”一起,并入了出境的路程。

 

为了方便管辖,汉武帝重新启用秦朝的郡县制,在连接巴蜀与滇越的广袤地域里设置了越嶲郡,下辖十五个县:邛都(今西昌)、遂久(今云南华坪、四川攀枝花盐边至云南永仁北部)、零关道(今雅安荥经、汉源)、台登(今冕宁泸沽)、定笮(今盐源)、大笮(今四川攀枝花盐边、米易一带)、笮秦(今冕宁一带)、会无(今会理)、姑复(今云南丽江、宁蒗、永胜一带)、三绛(今会理南部至云南元谋北部)、卑水(今昭觉东部、美姑一带)、苏示(今西昌礼州)、青蛉(今云南永仁、大姚一带)、阑(今越西)、灊街(今雷波至马边一带),境域与今天的凉山州大致相同。

 

由于开发西南夷的主要目的是打通南丝路,所以这些郡县大部分都有策略地设置在南丝路的干线上,且主要具备三个特征:其一,汉王朝将郡县设置在部落或民族聚居的地方,如邛都县(今西昌)、会无县(今会理);其二,资源出产地也是很好的选择,如邛都产铜,会无出碧,定笮(今盐源)出盐、台登(今冕宁泸沽)有铁;再者,为了军事目的选择交通枢纽、关隘之地。

 

而越巂郡的郡治设在了邛都县,不仅因为西昌处于地理上的中间位置,且符合以上各大条件,更因为活动在这里的邛人部落,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建立起了一片富饶的家园。

 

纵观历史,并非所有的郡县都能发展为城市,必须具备建制稳定、交通便利、人口聚居等诸多因素。西昌一带适宜农耕、物产丰富,地处于“南丝路”中段,且距离蜀郡成都不远,如若发生战事能很快获得支持,因此成为了汉王朝重点经营的对象。在具备了城市的形式后,西昌很快也具备了城市的功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们在西昌市高枧乡的一片农田里发现了带有护城河,并具备完善防御功能的汉代城墙。这种城市形成之后,汉代移民为了寻求政权和军队的保护,大量居住在城墙内外,高枧古城附近陆续找到的多处汉代生活遗迹,证明着这里曾经的繁荣和兴盛。

 

两千多年前,随着南丝路的开通、郡县制的推行,西昌由此诞生,它以“邛都县”的身份,第一次真正进入了王朝的版图。

 

铸钱南山侧,币通牦牛道


天地形胜,城以盛民,而文明兴焉。

 

在汉文化进入以前,西昌的早期文化基本是沿着自身轨迹在发展,随着汉代对西昌的管理,以及南丝路的成功开通,西昌的文化进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汉代以前,这里居住着一支叫做“邛人”的部落,在“西南夷”中实力强大。他们原本是生活在西北的羌人,因不堪大秦蚕食,部分羌人部落在首领“卬”(yǎng)的带领下,扶老携幼向南迁徙。

 

在经年累月的跋涉中,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并在前路未知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着各自满意的定居地逐渐分散,彼此之间再无往来。其中一支羌人经“笮都”(今汉源),翻越牦牛山,到达“邛都”,就此安居乐业,成为后来的“邛人”。

 

五百年的时间里,“邛人”发展成为安宁河流域的主人,他们借助天时地利,以农耕渔猎为主,积累了丰富的生产资料,《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他们“耕田,有邑聚”,遍布在安宁河流域,尤其西昌周围的大石墓就是“邛人”的安息场所。这种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的多人合葬墓,需要消耗大量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资料,只有当经济发展能满足日常所需,并有大量剩余物资时才有可能进行。所以,无论从大石墓的数量、分布情况还是规模形制看,“邛人”都是一支强大的稻作民族,西昌一带也都保持着发达的农业经济。

 

历史的车轮从不曾为谁停歇。进入汉代,为修筑南丝路,管理西南地区,汉朝廷组织了大批移民进入今天的凉山境域,且这种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不是一次完成的。从西汉到东汉的四百余年间,一直有汉民源源不断地输入,并逐渐取代“邛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之一。他们带来了中原和巴蜀的文化,也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越嶲郡(今凉山)的人口有40.8万,平均每户人口6.7人,明显高于汉族集中分布区家庭人口的结构。而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时,越嶲郡的人口已经增至62.3万人,平均每户人口数却降至4.8人,与当时巴蜀地区汉族家庭的情况基本相同。由此推知,汉族已经成为了越嶲郡的主要居民。

 

结合今天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时大石墓的数量开始减少,却仍有发现,但到东汉时,这里的原住民“邛人”就已经在史册中失去了踪迹,大石墓也不再新增,并逐渐被汉墓所取代。千千万万的汉墓成规律地分布在南丝路沿线,它们勾勒出了南丝路的大致走向。其中,凉山境内发现的汉墓基本集中在安宁河谷,并在西昌周围密集分布,这印证着整个凉山境内,以西昌为中心的人口聚居情况。

 

与人口大量增长相呼应的,是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西昌发现的多处汉代遗址和一处官营铸币遗址,就是对汉代西昌经济状况的最好说明。1987年,凉山州博物馆和西昌市文管所在西昌黄联关镇东坪村,发现了一处大型的汉代冶铜铸币遗址——“东坪遗址”。该遗址位于安宁河中游,东为螺髻山摆摆顶,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宏大的铸币场所,除发现用于冶铸的土石炉11座,作坊遗址3处外,更发现了以10万吨计的炼渣和若干冶炼工具。

 

此后的十余年里,考古工作者们多次前往东坪遗址进行调查与发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遗址的整体面貌慢慢展现,并向后人还原了当时热烈的铸币场景:往来运送铜锭的推车发出清脆的叮当声,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映红铸币人汗流浃背的身躯。随着风箱的抽拉,红亮的铜液缓缓注入钱范。淬火池边,“嗤嗤”冒气的白烟裹着热浪升腾起来,不远处还堆放着冷却后等待打磨的钱坯……

 

由于两汉严禁民间铸币,私铸者一律处以死罪,所以考古工作者们推测这应是一处官营工坊。在该遗址出土的“货泉”钱范和五铢钱范证实了这一推测,它们均为汉朝廷统一颁发的官方模板,并进一步将“东坪遗址”的年代锁定在了新莽时期至东汉早中期。

 

目前所知,除了在汉京畿之地(今西安附近)发现过中央铸钱工场外;国内仅在辽宁宁城,河南南阳、邓县发现过规模巨大的郡国铸钱工场;在河南商水、平舆,甘肃崇信等地发现过“货泉”钱范。东汉建武十六年后,五铢钱成为了汉代的流通货币,它完成了两汉恢复经济、货币统一的重要使命。在西昌汉墓中多次发现的五铢铜钱,以及两株折射出汉代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摇钱树,证明汉代的经济和文化已在这一区域根深蒂固。

 

此外,东坪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铜锭,这与《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邛都南山出铜”相吻合。南山在邛都以南,即是今天的螺髻山。东坪遗址出土的大量铸钱工具,和刻有每锭重量、铸有郡名(“越”字)的铜锭,再次说明这确是一处官方工坊无疑。

 

史料记载越巂郡资源富集,仅产铜就不止邛都一处,会川、会无均出铜。但选择西昌设立官营冶铜铸币工场,说明这里的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频繁的商贸活动,并亟需解决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

 

南丝路的成功开通,给西昌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跟随汉移民传入的先进生产工具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带动了本地的商品经济。东汉时,西昌生产的“邛都铜洗”远销外地,凉山的牦牛、僰童等珍品,以及脚力优良的笮马不但深受客商欢迎,更成为了进献中央朝廷的贡品。在西昌的市集上,来自巴蜀的铁器、丝绸和布匹等商品也不再陌生,对于这种盛况,《史记》中简单地描述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在对西南地区的经略中,两汉都选择了西昌作为了深入西南的基地。东汉时,南丝路的西线“零关道”更名为“牦牛道”,仍是连接巴蜀与云南最主要的官道之一。(文/贾丽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