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宝藏】双鱼纹铜洗:两千年前的"邛都制造"婚嫁奢侈品

2018-06-11 15:46  来源:凉山日报全媒体  责任编辑:李洁

凉山新闻网讯 汉代以前,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为主,少有青铜器的身影。而汉代以后,尤其是东汉末年,安宁河流域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存,且在西昌及周边发掘的诸多汉墓中,铜器变得常见,其中不乏一些精品文物。

 

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为何它们在汉代以后开始集中出现?且西昌周边出土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生活用具?如此多的铜器出土是否又与邛都产铜有所关联?或许这期《凉山宝藏》所要讲述的文物——双鱼纹铜洗,能为我们揭开这诸多疑云。

 

“永建二年邛都造作”双鱼纹铜洗(昭觉县征集)。

“永建二年邛都造作”双鱼纹铜洗(昭觉县征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昌历史的了解停留在距今两千年前,因为在有据可依的文献里,西昌模糊的样貌最早出现在汉代,那时它叫“邛都县”。它的诞生,始于大汉王朝对西南疆域的开拓,以及郡县制的推行。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越嶲郡(今凉山),下辖十五个县,郡治邛都(今西昌)。此后不久,在司马相如的主持和带领下,“蜀身毒”道成功开通,这条远达印度的商贸之路给西昌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也让西昌的文化进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

 

汉代以前,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为主,少有青铜器的身影。而汉代以后,尤其是东汉末年,安宁河流域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存,且在西昌及周边发掘的诸多汉墓中,铜器变得常见,其中不乏一些精品文物。

 

但凡“文物”,在古时候,多数都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而在现代人眼中,“文物”之所以充满无限神秘,无非是它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身上已然被镌刻下了它所处时代的印迹。

 

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为何它们在汉代以后开始集中出现?且西昌周边出土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生活用具?如此多的铜器出土是否又与邛都产铜有所关联?或许这期《凉山宝藏》所要讲述的文物——双鱼纹铜洗,能为我们揭开这诸多疑云。

 

铜洗就是高档洗脸盆 为汉代上层社会人士专用

 

初见鱼纹铜洗,我脱口而出:“这不就是一个洗脸盆吗?”“对啊,它就是一个洗脸盆,但却不是普通的洗脸盆,差不多算是洗脸盆的‘老祖宗’了,并且不是人人都可拥有。”凉山州博物馆工作人员贾丽笑着说。

 

“以铜作镜,可以正衣冠。”在铜镜产生以前的岁月里,古人常在一种叫做“铜鉴”的盆子里盛上水用来照影,因而后世也把铜镜称为“铜鉴”。铜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汉代时改名为“铜洗”,并有了新的用途。顾名思义,“洗”就是盛水用作盥洗的器具,从功能和外形上来看,和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洗脸盆差不多。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鱼纹铜洗。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鱼纹铜洗。


现代社会,不管有钱没钱,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的脸盆,可在汉代,不同等级的人,洗脸所使用的用具其材质却大不一样。

 

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在汉代最为流行。因为在汉代,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所以铜洗只能是汉代上流社会的人,才有资格使用,普通老百姓一般只用得起木洗、陶洗。

 

铜洗一般为圆形、敞口、鼓腹、平底,腹部外壁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便于使用时提携。铜洗的内底部大多铸有花纹图案,花纹大多为鱼纹、鱼鹭纹或羊纹,有着富贵有余、洁白如鹭、吉祥如意的寓意。有的铜洗中央还铸有铭文,铭文的内容有吉祥语、铸造的年代等,其中铭文内容为产地的较为少见,因此也弥足珍贵。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昌马道的杨家山一号墓中曾经出土过三件铜洗,三者竟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式样。

 

其中一件为“鱼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弧腹较浅,浅圈足。口径32、圈足径巧6、高5.6厘米。腹部有对称的铺首,底部有等距离的三枚乳丁,内底饰阳线鱼纹。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铜洗中,双鱼纹铜洗居多,而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鱼纹铜洗”却为“单鱼纹”,且无铭文标注,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

 

另一件为“凤鸟纹铜洗”,该铜洗为敞口、方唇、宽沿略斜,深弧腹,平底。口径34、腹径31.2、底径16.6、高17厘米。腹上部和中部各饰两周凸弦纹,腹部有对称的铺首,内底饰有浅阳线凤鸟图。

 

第三件则为敞口、方唇、斜宽沿,折腹较浅,平底,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圆形鼻钮。口径23.9、底径10.6、高5厘米。

 

就目前发现的铜洗资料来看,无论是出自墓葬、窖穴或是传世品,形制大小多较接近,实物资料反映,这类铜洗是实用器而非明器(注:明器即随葬品),原本应该是活人使用的一类生活器物。

 

杨家山一号墓为东汉时期砖室墓,不仅出土了摇钱树、五株钱叠铸铸件等稀罕物件,还发现了洗、壶、篡、颤、釜、盔、案、耳杯等生活用具94件,其中以铜器数量最多,多达57件,陶器次之,还有少量铁器、金饰和铜钱。

 

而实用铜洗就有三件,可见墓主人非富即贵,家世显赫,生前过着十分讲究的生活,否则,也用不起如此之多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铜制物品。

 

邛都南山出铜 两千年前就有“邛都制造”

 

无独有偶。早在1992年8月,西昌市东郊,邛海北岸凉山电视台基建工地挖出一组汉代青铜器,经西昌市文管所现场勘察和清理,确认这是一处汉代窖穴,附近汉晋砖室墓密聚,其东2公里多外有一大型汉代聚落遗址——大坟堆汉代遗址。窖穴距地表深1米许,窖穴外形已被民工挖坏,穴中集中埋有东汉青铜器三件,其中一件为“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东汉凤鸟纹铜洗。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东汉凤鸟纹铜洗。


该铜洗为侈口,宽沿,深腹,平底,腹外腰部饰四道凸弦纹,有对称铺首两个。洗内壁底部阳铸“永和元年李造作工”八字铭文。铭文有边框,字体篆书,竖行。铭文两侧对称各阳铸一鱼纹,两鱼大小一样,左鱼体态瘦削,右鱼肥大,似有雌雄之分。双鱼头皆朝上,尾展开,身披鳞,张口吐气,两翼有水波,作游动状。该洗口径36、口沿宽3.3、底径19.5、通高19.5厘米,比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最大一个铜洗还要大。其做工精良,光洁度好,纹饰优美,可称为汉代铜器中之珍品。

 

目前,我国已知的东汉铭文双鱼纹铜洗中,大都出自朱提县和堂狼县(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朱提、堂狼洗的铭文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只铸纪年和产地,诸如:“建初元年堂狼造”“建初四年朱提作”“延平元年朱提造工”等,无一例铸有造作人姓氏的。但西昌东郊出土的“永和元年李造作工”铭文双鱼洗却在纪年和造作人姓氏之后缀一“工”字,而没有产地,这在大渡河以南以及云贵高原的“西南夷”地区尚属首见。“永和元年”为东汉顺帝刘保的纪年,即公元136年,可见此铜洗的独特与珍贵。

 

朱提县地处川滇黔交界处,是汉武帝时所置,它北通巴蜀,南接滇越,东濒夜郎,西邻邛都,是巴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区。朱提多出产银、铜,《汉书·地理志》有载:“朱提,山出银”;《后汉书·郡国志》亦载:“朱提,山出银、铜”。可见在两汉时,朱提就是重要的银、铜产地,因其铜矿蕴藏丰富,为朱提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保障。

 

朱提青铜器中,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当数“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铜洗。“建初”为东汉章帝刘超的年号,“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最晚的为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四,容庚《汉金文录》卷五著录的双鹭花纹的“建宁四年堂狼造”洗。“建宁”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建宁四年”即公元171年。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绝大部分产生于公元76年至公元171年的近百年时间内。

 

朱提西邻邛都,《汉书·地理志》有载:“邛都,南山出铜”。所谓南山,只是宽泛地囊括了邛都以南的山脉,据考证,是指今天的螺髻山一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果然在西昌南部山丘的黄联关、黄水等地发现大型汉代冶铜遗址多处,印证了史料记载。其中,黄联关镇东坪村汉代冶铜遗址面积就达18万平方米,暴露于地表的冶铜、铸铜、烧炭、铸币等炉基多达数十个。足见在汉代,邛都县的冶铜、铸铜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虽然产地不明,但其铭文的特征既有别于朱提、堂狼,纹饰又不具备“东汉蜀郡(铜洗)底部多饰凤、羊等图象”的风格,所以不排除“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就是“邛都制造”的可能。加之,这件“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的鱼纹造形、艺术手法等,又与云南昭通文管所收藏的“阳嘉二年邛都造”铭文双鱼洗基本相同,尤其是鱼鳞、鱼尾、水波等夸张技法、线条风格,几乎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由此可以猜测,当时“邛都制造”已经颇具规模,所产青铜制品除供本地使用外,还销往了其他地区。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东汉铜镜。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东汉铜镜。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凉山州博物馆的库房里,还有一件保存完整的双鱼纹铜洗,其内底部铸有篆书的“永建二年邛都造作”铭文,“永建”是东汉皇帝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永建二年”即公元127年。这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早在近一千九百年前,西昌一带已经与朱提、堂狼一样,开始生产铜洗。

 

由于东汉时期的越嶲郡与朱提郡(东汉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改县为郡,下辖朱提、堂狼等五县)山水相连,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朱提、堂狼的铭文双鱼洗闻名于世,而邛都也是重要的产地之一,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古代的西昌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一直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也提高了沿线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化及手工业发展,“邛都铜洗”就是实实在在的明证。

 

鱼纹图案寓意吉祥 铜洗或为婚嫁器物 

 

铜洗使用鱼纹图案,是否有着特殊的含义呢?如果有,它又有什么样的实在含义呢?

 

从考古资料中不难发现,以鱼纹图案作为器物装饰纹样的现象,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即发现大量鱼纹图案。之后,商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常常发现不同质料的鱼形饰品,有的铜器上还发现有鱼纹图案或“鱼”字铭文铸刻。这些纹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鱼猎生活,部分鱼纹装饰图案还与个别部族的族徽有关。

 

鱼纹图案在汉晋时期不仅是铜洗这类器物的主要纹饰,甚至可以说是铜洗的专用纹饰。南北朝偶见鱼纹铜洗,及唐宋以来流行于瓷洗、铜镜之上的双鱼纹,也是这类汉晋铜洗装饰纹样风习的流传或演变。从秦汉至明清,鱼纹图案几乎出现在所有门类的艺术品上,而且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其吉祥内涵之丰富,在传统纹样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古人的婚姻观里,传宗接代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对方为鱼,那就等于是在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因此,汉以后鱼纹就和“吉祥”正式挂上了钩,饰有鱼纹图案的铜洗,极有可能就是婚嫁用品。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铜傩戏双耳杯。

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铜傩戏双耳杯。


汉晋时期的历史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婚嫁之风甚尚侈靡。《潜夫论·浮侈篇》云:“富贵嫁娶,车轶各十,骑奴侍憧,夹毅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关于铜洗可能为婚嫁用品的说法,除了寓意丰富的装饰纹样所反映的含义外,还可以从这类器物的形制演变、用途、铭文及民俗资料等方面加以佐证。

 

铜洗原为婚嫁器物,在民俗学资料中也有所反映。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今山东大部分地区,在女子出嫁陪嫁品中,无论陪嫁品数量多寡,一件铜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鱼富有爱情与婚配之意,所以,鱼纹铜洗一类器物或许成为婚嫁专用物品,且一直延用到现在。

 

凉山早期青铜器 兼具滇文化和蜀文化特征

 

鱼纹铜洗穿越千年,为我们展现了古人精湛的青铜器制作技艺。让我们来看看凉山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青铜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经夏、商、西周和春秋,约达十五世纪之长。春秋进入铁器时代后,青铜铸造业亦有新的发展,主要由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向日常生活用具发展。

 

据目前所知,凉山地区的青铜器除西周早期发现极少数量后,年代较早的集中出现在战国至东汉时期,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归结为兵器、宗教法器、礼器乐器、生活用具和货币等。

 

西汉时,凉山、西昌虽已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但由于本地部族势力强大,如活动于安宁河流域的“邛人”,以及活动于盐源及周边的“笮人”,所以出土器物仍保持着本地的特色。

 

 双鱼纹铜洗内底部拓片。

双鱼纹铜洗内底部拓片。

 

先看“邛人”部落。西汉末年,西汉朝廷任命枚根为越嶲郡太守,郡治设于邛都县,原是“邛人”部落的聚居地。公元24年,“邛人”部落的首领任贵杀死西汉任命的越嶲郡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管理越嶲郡的各项政务。公元25年,公孙述踞蜀称帝,建立“成国”,因蜀地肥沃富饶,兵力精强,“西南夷”中的邛、笮等部族纷纷进献,投靠公孙述,任贵也以越嶲郡归附,成为成国附庸。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征南将军岑彭征讨成蜀,任贵遣使迎降,成为东汉地方大臣;公元38年,任贵遣使上缴越嶲郡三年的计书(内容为郡国一年的租赋﹑刑狱﹑选举等情况),东汉光武帝刘秀授予任贵越嶲郡太守的印绶。

 

公元43年9月,因不堪东汉朝廷对西南边境的开发,以及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盘剥,“西南夷”众多部族联合起兵,反抗中央王朝。战争波及益州郡(今云南)、越嶲郡,东汉朝廷征调广汉、犍为、蜀郡和朱提兵万余人,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军前往镇压。刘尚部队从邛都县渡泸水(今金沙江)进入益州郡,其间,越嶲郡太守、“邛谷王”任贵唯恐对自己不利,随即密谋毒杀刘尚。同年底,刘尚先发制人攻取邛都县,诛杀任贵,并将其家眷全数迁往成都以绝后患。残余的部族分散迁移至大凉山腹地,“邛人”部落由此遭遇重创,逐渐削弱并在史册上销声匿迹。

 

“笮人”部落也是一样。战国至西汉时期,“笮人”掌握着盐源境内的盐铁、丹砂等珍贵资源,发展成为一只强大、尚武的民族。“笮人”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并成为了滇、蜀两地纷纷觊觎,或者是竞相讨好的部族。在盐源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不乏见到滇文化与蜀文化的元素。然而,“笮人”也在东汉时期,离奇地消失了,原因至今为谜。

 

随后,汉代移民大量迁入越嶲,分散在“南方丝绸之路”沿途,也带来了大量带有成都平原、蜀中色彩的器物,大量的青铜生活用具随即出现。因此,在凉山境内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中,除了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外,更有与其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特别与蜀文化和滇文化之间的交流最频繁。

 

同时,由于南丝路的商贸繁荣,带来了大量的货币需求,西昌境内还出现了官方铸币工场。在与滇、蜀的往来通商中,邛都一带的经济、文化与民间手工业均逐步发达起来。 (文/记者 任艳娥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