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有很多人向魏建军提供情况，这些人大都是市直机关县处级干部，也都与庞家钰有交锋。譬如宝鸡市某局副局长乔某，因为与庞家钰提拔的人有矛盾，庞要市纪委想法处理他，先把他“双规”，然后查找问题。

　　“庞家钰要是盯上谁，非拿下来不可。”乔某告诉记者说，“有一次我替局长去人大开会，庞家钰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我，就大声说，怎么还不处理乔，让他走。”

　　乔某说，庞家钰打击正派的人，受其“迫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30多人，因此是“庞家钰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因为庞家钰在宝鸡可以“一手遮天”，所以魏建军的调查是秘密进行的。“材料整理得差不多了，我想找个地方打印出来，但打字社的人一看是举报庞家钰的，没人敢接这个活。后来一个打字社要价500元，给打印了三页。”魏建军感觉那段时间自己就像地下工作者，神神秘秘的，连老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举报8年 终把陕西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拉下马

　　锲而不舍举报

　　2001年8月，魏建军将举报信整理后，通过特快专递寄给国家有关机关和有关领导。在每封信的后面，他都留有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详细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并有本人的亲笔签名。

　　“只有这样，领导才可能相信是真的。匿名举报效率低。”魏建军对举报信也颇有研究，“还有一个技巧，举报信不要太长，一般两页半最好，长了，领导没时间看。”

　　举报信寄出后，魏建军感觉心里不踏实，又专门跑了一趟北京。“见到了在北京工作的一些老同学，他们都不赞成我举报庞家钰，劝我说，这样的举报信都是用麻袋装，你白费力气，这些人有权有势，报复你易如反掌，因此不如趁精力充沛，挣点钱算了。我告诉这些同学说，举报也许有结果，也许没有结果，但不举报永远没有结果。”

　　这封举报信引起了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作了批示。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前往宝鸡查案。当时工作组一位成员告诉记者说，“这次调查，让庞家钰侥幸过关。”

　　2003年1月，庞家钰当上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履新职前，专门在市委常委会议室召见了我。当时就我们两人，桌上摆放了许多水果，他说话很客气，开始承认免我的副局长有点‘粗糙’。”魏建军回忆说，“庞家钰让我不要再举报他了。”

　　庞家钰离开宝鸡后，举报他的队伍又扩大了：这次举报，我们选择了七人署名。“还有人想署名，我说，以后再说吧，就婉拒了。”魏建军用手指着这七个人的亲笔签名对记者说，“我们七个人，都是在职的县处级干部，都很正派。这样，就使举报更具有真实性。”

　　2005年8月25日，与第一次举报相同，魏建军把举报信快递到了北京。“我不把举报信在社会上到处散布。”

　　两个月后，彻查庞家钰的序幕于是拉开。

　　“等庞家钰判刑了我就复婚”

　　在协助有关部门对庞家钰调查过程中，魏建军经常用林则徐的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来激励自己的斗志。

　　“有一次，我正在西安协助调查，家里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姥姥病故了。我只好给舅舅打电话，说我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离不开，等办完事马上回去。”说起这事，魏建军一直感到十分内疚。

　　为了不影响家人，魏建军在决定举报庞家钰之初，就与老婆离了婚。“我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把财产给了老婆孩子，离婚是不想连累她们。等庞家钰判刑了，我们就复婚。”

　　让魏建军不解的是，对他的举报，有人还冷嘲热讽，说什么，就凭你的举报，中央就来调查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他们就是不相信，庞家钰是我告倒的。还有人认为，我是吹牛皮，说大话。”

　　记者在宝鸡采访时，当地一些知名人士都让记者捎话给魏建军，要他注意安全。其中一位老干部说，有人要报复魏建军，要他不要一个人走路。

　　“我倒不关心自己的安危，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保护举报人的具体措施，不让举报人流血又流泪，国家要善待举报人。”魏建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