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上，计划外生育(下称“超生”)的主要区域在农村，主体是农民。然而，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呈现超生区域扩大化、超生群体多元化、超生方式多样化的新动向，并因此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

　　超生区域扩大化

　　8年前，安徽大别山区的农民工郑龙传和妻子，来到杭州市吉如路开了一个小店谋生。如今他们已有两个女儿，小的只有6岁。郑龙传说：“二女儿是没办准生手续在杭州生的，已经在家乡交了罚款。因为没有儿子，我们两口子还准备再生一个。”

　　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约1.5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约占1/3。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农村育龄青壮年，其中16岁至40岁的生育旺盛期人口占到84.5%。近年来，在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比例逐年上升，已接近30%。目前，无论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违法生育主要发生在流动人口中，占各类违法生育总量的60%以上。

　　近年来，城市住宅小区日益成为超生者的避风港和监管的薄弱地带。成都市武侯区人口计生局局长付东来说，由于各居住小区由不同的物业管理公司实施封闭管理，只对业主住户负责，不愿提供业主超生的动态及情况，加之计生部门对物管公司的经营与运作没有任何限制性手段，住宅小区计生监督服务工作难度较大。

　　超生群体多元化

　　近年来，城镇“社会人”超生明显增多。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岗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外企、私企员工等社会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往往是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盲区或薄弱环节，社区管理难以到位。

　　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是党员领导干部超生问题，在一些地方也日益凸显。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显示，甘肃省通渭县2006年清理近年来党员干部超生达1899人。

　　名人、富人超生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些人或是声名显赫，或是财大气粗，因而被社会上称为“超生贵族”，一些名人、富人的超生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有的人甚至把能超生看作是身份的象征。

　　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名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他们大多数生育有两个孩子，其中大约有10%的人超生的是第三孩。　　　

　　超生方式多样化

　　钻政策空子到国外、境外超生的增多。近年来，为规避计生法规，不少城镇居民特别是广东、福建等地农村居民，选择到国外、境外多生育子女，有的是到婴儿国籍实行出生地主义的国家超生，有的借旅游、探亲名义赴香港生育子女。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统计，仅2005年1月至11月，到香港分娩的内地妇女就有17591人，其中，夫妻双方都是内地居民的有7973人。

　　去年被查处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局原局长秦怀文，为了障人耳目，他的第三个女儿没有姓秦，而是改姓叶，对外一直称这个女孩是其“连襟之女”。经榆林市纪检监察部门查明，在已有三女之后，秦怀文与其“情人”，在2000年和次年分别生下一女一男，这两个孩子也没有跟父亲姓秦，而随母亲姓马，现由马某父母抚养，以此掩盖其多次超生的违法行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展新说，富人或官员“包二奶”超生，除因为养儿防老心理外，还有一种炫富炫贵的心理。过去人们炫车炫房，现在炫耀自己地位的方式又多了一个：养情人生孩子。(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李亚彪 杨三军 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