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情面，一对一调查，被调查对象抹不下脸来拒绝，这个特点也帮了潘绥铭大忙。“尤其是农民，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拒绝你。看你都那么大老远的来了，费劲说了这么半天，要还不去，他会觉得不好意思。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上层人才不理你呢——我凭什么回答你这些问题？”

　　虽然没有分开计算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数据，不过给潘绥铭留下的印象就是：农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

　　陌生人反而最替你保密

　　上门动员的是组长，但调查员肯定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一个被调查对象一旦进了访谈室，一定要保证他面对的完全是陌生人，从没见过面。这样他才能放心作答。

　　火车上人们更容易畅所欲言的现象，就能说明问题。第一，从来也不认识；第二，今后永远也碰不着——下了车大家各奔东西，再也不会见面。这是人们在火车上敢说话的两个最关键因素。

　　潘绥铭教授说，“很多人认为，知心朋友是最保密的，错了!夫妻之间都不说真话，别说朋友了。陌生人之间，反而是最保密的。”

　　封闭空间，访谈室，只有两个人。这些安排都是出于保密考虑。“一切社会调查，你判断它好不好，就是看它有没有替对方着想。所有失败的调查，都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从来不想让人家更舒服，更保密，更有可能来回答你。我们想的一切办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如何让人家更愿意来答。”

　　但是，非要调查对象到访谈室来，对方可能就不愿意来了。潘绥铭他们宁可损失这个访谈对象。

　　再有，一对一的访谈，一定是同性别的人。这类话题，男的还有可能给女的说，但女的绝不可能给男的说。有些问题，夫妻之间都不说，怎么可能给你说？同性别至少少了一个障碍。

　　笔记本电脑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

　　潘绥铭教授再三向记者强调，他们完全使用笔记本电脑操作。

　　电脑更容易让人说真话。一个机器不会对你做出道德评价，这种安全性，远远超过面对一个人，哪怕是你的朋友。

　　“目前国内还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2000年时，我们在中国是第一次，现在应该也有其他人也这样做了，但我还不知道。”

　　好在现在见过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即便在那些偏僻的农村，人们没看到过，也至少听说过电脑。而且刚开始的第一部分的问题不敏感，比如问你上过学没有。调查员跟访谈对象坐在一起来回答，告诉他怎样操作，怎样按数字键，起一个简短培训的作用。

　　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会跳出一个对话框，提示这之后都是性问题。这时，调查员就坐到对面去。笔记本电脑的盖一掀开，挡住调查员的视线。按什么键，调查员不知道。这是最大的一个细节考虑。

　　被调查者眉头紧蹙，可能是有些问题看不懂，调查员要观察对方的表情，随时提供帮助。如果对方按得太快，可能是不认真，调查员要稍作提醒。

　　很多很敏感的词，调查员也说不出口。就算能说出来，人家还不爱听呢。你凭什么给人说这个？中国人一贯的特点就是许做不许说。也不能听，听上去那是脏话。潘绥铭笑着说，“你找个最熟的人去问他：你昨晚上干了几回？看他理不理你!”

　　记者在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看到了这些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性关系包括性交(同房、做爱)；也包括用手、用口刺激生殖器；还包括发生在相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性生活。你有过性关系吗？”等等。

　　把这些问题转到电脑里以后，就变成文字了。有的调查对象对屏幕看着看着，就偷偷乐了，怎么还问这种问题？但还是一一在电脑上回答了。

　　网上调查根本没意义

　　全世界的性调查很多，比如海蒂和金西的性调查，在大众中很有名，但在学术界并不重视。因为海蒂和金西都不是随机抽样，没有什么代表性。潘绥铭说，网上调查就跟海蒂和金西的调查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网上调查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