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有些迟钝。从2004年开始，年年都是各种主题的教育纪念年，老是别着脖颈回望，难免僵硬酸痛。所以“还不如想想怎么改”，作为一个浸淫教育研究26年的学者，他更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前面的路。

　　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从事教育研究的NGO)经过几年的调研，即将推出民间版的《中国教改方案》，其中不乏对高考历史沿革和现状的梳理，更有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胆构想。

　　　　高考三十年几经周折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3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大事？

　　杨东平：我称它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常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但没有思考面向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80年代教育界有个术语叫“片追”(片面追

　　求升学率)，到90年代变成“应试教育”这个称谓。事实上，围绕着高考产生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今天已经成为被批判、被声讨的对象，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已经成为核心话题。

　　人物周刊：如果给这30年划分一下段落，您会怎么分？

　　杨东平：77、78年到80年代初是恢复整顿期，还学校以原有的秩序。

　　1985年是个分水岭。85-89年，整个国家的主题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也随之启动。当时有200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开，深圳大学提出党的工作业余化、兼职化，党支部开会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育家，像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这四个人最突出。

　　1989-1992年是休眠期，极左、保守势力抬头，教育又回到高度政治化的轨道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情况发生变化。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越来越受市场经济影响，逐渐走上了一条后来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道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和大幅度提高学费。有人测算过，十年里大学学费是原先的10倍，我不知道这数据是否准确，但可以参考。

　　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00年，一批研究型大学被定为副部级，高校官本位、行政化变本加厉，达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地步。高考制度也陷入伤痕累累、欲改不能的矛盾状态。

　　　　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人物周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制度进行了许多次初衷良好的改革，但现在，高考的公正性仍然受到质疑。

　　杨东平：高考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考试制度，一是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主要是考试科目的改革，3+1、3+2、3+文综、理综之类。但社会上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招生制度这一块。

　　首先是对配额制不满，也就是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从1999年起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像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占新生的20%左右)，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

　　三是特殊政策，比如各种加分、保送生，这个口子很大，是个黑洞，只有少数权势人物才能操纵，一般的人都搞不清。“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些人面前变成一句空话。

　　四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舞弊。现在已经发展到集团化操纵，有些还很微妙地跟地方当局达成默契，前者是为经济利益，后者当然迫于升学率的压力，这种情况在2002-2004年比较严重，现在教育部查得严，情况稍好些。

　　人物周刊：教育部有没有拿出一个改革高考制度的方案呢？

　　杨东平：2005年，前教育部长何东昌就应试教育问题向胡锦涛主席上书之后，教育部成立了庞大的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高考改革，但现在还没有拿出结果，可见其谨慎和艰难。

　　人物周刊：你们研究院即将出炉的民间版《中国教改方案》里，是怎么构想高考制度改革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