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

    刘伯承（1892~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来源：百度资料）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三十号命令后，刘伯承就以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作战。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很快同当时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实际上被剥夺了作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刘伯承被调到五军团，不久，就开始了长征。

　　智取遵义城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央命令任弼时、肖克率领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转移，作为先遣队为主力红军侦察、探路。十月，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转战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军主力统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于十月十六日夜，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向西突围转移，最初的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行军的序列是：一、八军团为左纵队，三、九军团为右纵队，中央和军委机关居中，五军团殿后掩护。中央根据地留项英、陈毅率三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十月二十日，五军团开始行动。出发时，刘伯承正患疟疾，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骑马不行，用担架抬着他。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认为刘伯承经验多阅历深，经过大的阵仗，行军作战倚重他，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刘伯承对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非常尊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十月二十一日，红军于安远、信丰间突破粤军余汉谋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自南康、大余间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十一月五日占领湘粤边境上的城口镇，进入湖南，又在桂东、故城间突破湘军何键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十五日占领宜章，突破粤汉铁路沿线湘粤军共同布设的第三道封锁线。十六日占领临武，分两路向西挺进，一路前出道县，一路前出江华、永明(今江永)，二十四日渡过潇水，直逼广西边境。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到达湘江东岸，遭桂系军队顽强阻击、截击，后面还有从江西一路尾追的薛岳、周浑元纵队八个师。为了掩护庞大的机关和笨重的辎重，不得已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在广西全县（今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一个星期，遭受重大伤亡，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湘江南段，水不深，可以徒涉。刘伯承骑一匹艺白马过江。跟在他后边的有二十多个“红小鬼”。是他在长征途中办起来的参谋训练班。为了培养参谋人才，加强百令部建设，他把这些粗通文墨的青年组织起来，每天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给他们上一两个小时的课。一个叫丁甘如的“红小鬼”，个头矮小，刘伯承关切地说：“来，小鬼，拽着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他看到牺牲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干部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