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写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为了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央视《艺术人生》远赴香港采访了香港文化代表人物——83岁的金庸先生。这次《艺术人生》的访谈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地点选在了金庸的“海景”办公室——没有现场观众、没有标识背景，没有舞台灯光。在这样的情景中，金庸很自然地讲述了以前他从未披露过的往事。

　　攻读博士——

　　八百年来剑桥第一人

　　两年前，英译版的《鹿鼎记》让金庸获得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在接过证书的时候，金庸出人意料地提出读一个真正博士学位的请求。说到做到，这一年，他辞去任职六年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在外界一片哗然中，到剑桥大学做起了高龄学生。

　　对此金庸的说法很简单：“念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当朱军问到选择剑桥是不是跟他的表兄著名新月诗人徐志摩有关时，金庸的回答很是干脆：“小的时候，受他的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大学念书，爸爸说大了以后，你也去念。”他还透露说那时徐志摩在剑桥，没有读学位，只是一个旁听生。

　　剑桥校长说，在剑桥的校史中，没有哪一位赢得剑桥的荣誉博士后，还要再来念学位的，金庸是第一个打破八百年纪录的人，而且是剑桥在校生中年纪最大的人，那年他81岁。

　　少年狷狂——

　　曾两次被学校开除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世家望族查家，康熙曾亲笔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家里藏书很多，养成了他从小读书、看小说的习惯。1937年卢沟桥事变，13岁的金庸随学校南下，开始了千里跋涉的流亡之旅。

　　金庸对朱军说：“少年的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因为狷狂的个性，让他遭遇了两次被学校开除的命运。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执意要开除他，校长则想保住他的学籍。最后还是被开除了。那位校长又写信，推荐金庸到徐州中学去念书。时过境迁，当年的中学校长去世了，金庸就出钱在学校里铸了个铜像，又题了字，以示纪念。因为他难以释怀对那位校长的感谢之情。而在第二次被开除之后，金庸没有钱，饭也没得吃了，衣服也没得穿了。

　　内地生活——

　　与外交官失之交臂

　　无奈之下，金庸只有求助一位姓蒋的表哥。蒋表哥在重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做馆长。就这样，金庸做了差不多一年的图书管理员，对他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看喜欢看的书，“那算是我如鱼得水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金庸一直想到外交部工作，后来他顺利地成为外交部顾问梅汝敖的助手。当时，乔冠华做外交部内部工作，两人常常见面，一来二往，就熟了。乔冠华后来私下里对他说：“在外交部做事，你这个地主阶级成份永远没机会，没出头的。你这个才华，你这个本事，做一辈子小职员，会很可惜的。”就这样，因为历史的原因，金庸跟外交官的梦想擦肩而过。

　　人生跌宕——

　　婚姻不顺儿子自杀

　　金庸回到香港后继续做编辑、翻译，1955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接替梁羽生开始写《书剑恩仇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以金庸除《越女剑》外的14部武侠小说书名撰写的对联，这副对联现在就写在他书房式的办公室门口。

　　虽然事业有成，但金庸的个人生活并不顺利，他有过三次婚姻，前两次都失败了。而1976年10月对金庸而言是最大的不幸之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十八岁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几个月以后，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写道：“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来源: 重庆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