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日本人到上海的时候，我就不愿到车站去。我到火车站，就得为他们鞠躬。……假如丢了国家的主权和荣誉，我们就会落到奴隶的地位。

    他又说：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对我们有用的内容，但搞赌场，开鸦片馆，倒是能赚钱，我们能搞吗？没有经济效益不能干，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也不能干。……

    在谈到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前途时，他说：有人不明白，我这个资本家怎么搞这玩意儿？我就是要搞这玩意儿。因为我受过失败的教训，只有走这条路才是出路。

    你还能想象吗？他甚至把思想工作做到了海外。１９８７年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访美。４月２６日在纽约美东圣约翰同学会上讲了一次话。那天正巧是他们那一届的同学在上海举行毕业５０周年纪念。他回顾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他以老同学的身份，联系母校“光明和真理”校训，谈到自己怎样不怕坎坷和磨难，从未丧失过追求真理的信心和勇气。他动情地说：祖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民，土地，物华，人情以至统一的前途，统一的一切，是一种永恒照耀我们去追求真理的光。肺腑之言，感人至深！

　  刚正气量大

    他刚正不阿，又大肚大量。他绝不是风派人物。“四人帮”横行的日子，在人大开会时，有人建议他去和上海张春桥“搭搭腔”，他不屑一顾。甚至有次与张不期而遇，他也故意躲开了。复出后，有些外国记者问起他在“文革”时的遭遇时，他轻描淡写地答道：“靠边站了”、“参加学习了”，还说“算老账没有意思”。他在创办中信时尽管由于“左”的干扰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步履维艰，受过不少窝囊气，但一旦当他得知主管部门为他们松绑，扩大中信自主权时，兴奋得竟亲自给记者打电话：“我是荣毅仁啊……”，叫报道这件事。弄得记者一愣，因为从来都是他秘书或办公厅的同志打的，这是唯一的一次。可见他高兴和重视的程度，毫不计较个人受过的委屈。他的夫人一向贤淑，通情达理，但有时不免对过去整过荣的人有点气不过，说话带点刺儿。事后他就对夫人做工作：“侬（你）后面一句话阿好（能不能）勿这样讲。人家刺你，你不开心，你为啥要去刺人家呢？”还讲过：“气量要大些，人家也是在变的嘛。”

     学识底蕴厚

    不了解他的人，总认为他是实业家出身，与文学不搭界。实际他很有文学修养。虽然他也曾说过：“你可不要把我们写得花里胡哨。”他推崇的是求真务实，但并非倡导把文章写得干巴巴。他审稿时还是很尊重作者的，保留了该保留的东西。少年时他就能写诗作文，文采斐然。当年的《无锡豁然洞读书处文存》就汇编过他和同学们写的诗文。今年无锡市志办公室又出版了《少年荣毅仁诗文选》。１９５９年国庆１０周年前夕，国务院任命他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那时他４３岁，曾赋诗言志。诗云：

    一事无成两鬓斑，逝水流年不复还；

    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卌(注：四十）年未为晚。

    他讲话也颇有学识底蕴。一次在赴外地视察的公务车上，他谈到了企业搞承包制问题，他对此一直有看法，不赞成。他引用了《汉书·霍光传》里边的典故：“焦头烂额座上客，曲突徙薪阶下囚”。意思是说，有客人见主人家烟囱是直的，旁边还堆着柴火，建议主人改改。主人没听，结果失了火。邻里相助把火扑灭了。起先主人只请了因救火而烧伤的人，他们成为座上客，而未请提建议的人。他主张搞经济工作要善于听取意见，重视曲突徙薪之士。

     小事看风格

    还有些小事也可看出他的精神风格。当年我曾随他去秦皇岛参观耀华玻璃厂。厂里陈列有一种小镜子，小巧玲珑，一面是放大的，一面是原大。大家看了很感兴趣，厂里就要给每人送一个。他不让，让大家出钱买。至今我家里还保存着这面小镜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