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依靠丰富的资源飞速发展了三十年后，正在面临各种资源的强烈约束。

    中国经济将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还是现在已经面临“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已经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议题。“刘易斯拐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是，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拐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对于长期依赖丰富人力资源的中国，可能的转折点到来必然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深层含义。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力资源约束？“刘易斯拐点”一旦来临对中国影响如何？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日方、《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张曙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所长丁一凡。

　　一个劳动力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经营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报告，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经济学上将这个拐点称为“刘易斯拐点”。请问，你是否同意这种判断？

    周天勇：我不同意社科院人口所的估计。相反，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在2009年出现“刘易斯拐点”，而且在未来15年内仍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

    先从供给上看。首先，在中国，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和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一个农民平均种植60亩地，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以这个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的农业人口有3000万就足够了。而且，农业的技术进步将加快。可是目前我们农村劳动力，除了进城的，还有2亿。每年转移800万，也还需要转移20多年；第二，城市工资与务农收入的比较收入差异，也会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第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城镇的失业率只有6%，不知他们是怎么算的。1990年时，中国城镇的人口就业率是56.44%，而到了2006年，下降为48%多，按照1990年的就业水平，城镇5亿多人口中，没有就业的劳动力高达5000万人。中国城镇目前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6%，也就是5500万人。这些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工作的人，每年消化500万，也需要10年；第四，中国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依然可观，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将产生大量结构性过剩，大量的企业改制、复员军人转业每年仍然有300万～500万劳动力的供给。

    再从需求上看。首先，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而资本价格相对便宜。这样，企业将更倾向于用设备而不是用人力。例如，过去一个火电站可能几千人，现在可能30人就够了；其次，随着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如自动化生产线的使用，用人数量也会下降；第三，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大企业发展战略，强调发展资本密集企业，这样的发展模式和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很差；第四，地方政府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后续的吸纳劳动力能力也不足；第五，目前政府鼓励创业、就业的实际的利好政策较少，而且不到位。发达国家每千人平均50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每千人平均20～30个企业。而中国按照统计局普查的数据，全国只有325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每千人不过2.6个。中国每千人企业，从2.6个发展到30个，再发展到50个，需要多少年呢？“刘易斯拐点”暗含的一个假设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大中小结构、资本密集企业和劳动密集结构是协调成长和合理变动的。中国存在这种假设的条件吗？

    张曙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问题，更多是与人口质量相关。而且促进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如科技、资源、制度等等。人口因素只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远远没有消化完，这时候出现了“民工荒”是不正常的，把这称为所谓“刘易斯拐点”，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