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一种有意购买假货进行技术检测并由此引出诉讼，向制假者、售假者进行索赔的职业行为。

　　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认为：打假并对制假者进行处罚是法律授予有关行政部门的公权，他人作为职业涉足打假属于越权。

　　一些公众认为：法律并没有禁止公民打假索赔，也未禁止将打假作为一种职业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这一行为不应受到限制。

　　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我国法律授权负责公共安全的公权力向民间“私力”的位移是否具有合法性？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是否应具有多样性？我国是否要通过立法对“私力救济”进行立法规范和保护？

　　本报将下面的故事提供给读者，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些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件。

　　时下，随着社会管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和个人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反扒英雄”、“打假英雄”以及浙江瑞安的“民间110”等“民间私力”救助组织和个人应运而生，他们成为“公权行使民间化”的典型代表。

　　民间“私力救助”这一新模式从诞生之日起便充满了争议。

　　赞成者认为，“私力救助”的保障比政府更直接、便利，成本低、效率高，在公权力保护不到的“灰色地带”发挥了积极作用。

　　反对者表示，反扒、打假以及“110”均是政府部门的职能和义务，民间人士或组织涉足属于越权。

　　在数年的质疑声中，一些“私力救助”组织或个人开始变异，“公权私用”失控所暴露出的法律缺失和体制漏洞发人深省。

　　对这些民间组织和个人如何实行有效的引导，将其行为纳入法律的框架？本刊将分两期就这一现象进行报道并由法学专家对此现象进行点评。

　　——编辑手记

　　不久前，媒体将聚焦对准了职业打假人林某，并从中揭示了一段林某在西安打假时的经历。

    异地打假

　　林某是天津人，个人经营着一家化工企业。1997年其因购药受骗，从此走上了打假之路，以购假索赔和受企业委托打假为主要手段。10年间，他因打假引出的诉讼胜率90%，打假的平均收入达到了自己公司收入的30%，并积累了很多识别假货的技巧和打假经验。

　　据邀请林某到西安打假的孙某说，2006年11月11日到16日，林某来到西安打假。2006年11月12日，林某在某大药房一家分店买了一盒冒充药品的保健食品。翌日上午，林某和孙某来到西安某药品批发基地，在该大药房总部发现了两种假冒药品。

　　发现问题后，林某当即打电话向西安市药监局举报。

　　接到举报后，当地工商和药监部门的调查人员赶往现场。他们对药品批发基地四家公司和药店非法经营的药品进行了查处，并封存了仓库里的药品。

　　执法人员表示，林某从某大药店购买的保健食品，应属卫生部门查处，药监和工商部门没有处罚权。

　　于是，林某带着这盒保健食品来到那家大药房要求退货。

　　据林某回忆：“事情处理完后，药店负责人说您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在办公室该负责人问我，今天的事怎么解决？我表示不会向药店索赔，把药给我退了就算完事。另外我跟她谈了很多整改意见和合理化建议。此时这位负责人说，您既然不要索赔并提了许多意见、建议，药店奖励您4000元……我怕出差错，便主动提出打个收条，他们说没有必要。”

　　但林某还是坚持打了收条：“因林某为某药业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并给予日常监督，某药业自愿奖励林某肆仟元整。出款人××，收款人林某。”收条一式两份，另外还有一个质量保证书：“关于林某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店方愿自查自检，以后一定会合法经营，加强管理，保证消费者的用药安全。保证人××，2006年 11月13日。”

　　2006年11月16日，当时工商部门负责人宣布：“从调查的情况看，一些职业打假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打假，工商部门对这种打假行为不予支持……”涉嫌敲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