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今年要增加3500治安员和2000警力，确保群众安全感有明显提高。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则称媒体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也造成一些治安问题被迅速扩大化，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南方都市报》1月17日）

    媒体造成治安问题扩大化——张桂芳书记这番话的意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发生在广州的治安案件和治安问题，媒体报道的太多、过于频繁，让老百姓读了以后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心理。言下之意很明显，媒体应该配合公安机关，宣传报道要“适度”，要多报喜少报忧。

    对包括城市治安问题在内的诸多社会事务进行跟踪报道、信息传递，既是媒体天然的责任和使命，又是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体现。只要有治安案件发生，只要存在治安隐患，媒体就理应进行“曝光”，一则保障市民的知情权，二则对公共管理进行监督督促。不要说媒体的“嘴”是封不住的，即便是“封”住了，治安问题也遮掩不住。看看身边小偷的横行与劫匪的猖獗，老百姓心里也跟明镜似的。以为媒体保持沉默了，少报道治安案件，市民就能获得安全感，纯属掩耳盗铃。

    当然，这也不是单纯地希望媒体保持沉默，而是“配合”，最好是充当有关部门的“传声筒”——想什么时候“发言”就什么时候“发言”、该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进行公共管理者可控的“正面报道”。这种心态是值得警惕的。说到底，是对媒体相关的“反面报道”不满，认为影响了城市形象。

    维护城市形象、政府形象是必要的，原本无可厚非。但由此，就应该把媒体舆论监督的压力尽快转化为动力，以实际行动提升城市治安状况，而不是试图把形象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幻象之上，企图以堵塞言路、抹杀媒体独立性和正义感为代价。要知道，纸面上或者广播里的安定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必然会让市民反感，失去对媒体的信任，也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从而产生更大的不安全感——从媒体正义的缺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公共管理的态度，从“赞歌”声声中人们自然会触摸到更大的生存危机。

    在一个文明法制社会中，媒体必须要保持独立性，避免舆论监督沦为形式主义。如果一定要让媒体充当“传声筒”，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的传声筒，大众利益和民意上达的传声筒，而不是“听命”于公权力的舆论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时下屡屡有出现的——公权力指责媒体“不听话”，倒不是一件坏事，折射出媒体对于使命责任的坚守，令人欣慰。 （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