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省级文联有84人，其中61个行政管理人员、23个专业人员，平均到15个协会、直属单位，每个协会只有1.53个专业人员。”面对文联“衙门化”，甘肃省政协常委、作协副主席陈德宏不得不大声疾呼，还文联以本来面目（2007年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文联，作为社团性质的组织机构，设置的目的无非是，把一些具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学艺术家们供养起来，以利于创作，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并通过他们，带动和团结更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共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既不具有管理职能，也无任何行政权力。
　　
　　实践证明，这种由财政供养，旱涝保收的“包养机制”，并非文学艺术家成就辉煌的丰腴土壤，反倒成了某种桎梏和包袱。因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最需要的是心灵的自由，需要熟悉生活，与原生态保持零距离。当然，也需要有一种生存的危机感作为原动力。而不是相反，高高在上，衣食无虞，养尊处优，脱离生活，远离百姓，更不是为“稻梁谋”而成了某种图解政策的传声筒，或政治的喉舌。
　　
　　现实的悖谬是，对于包养机制违背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弊端，恐怕管理层看得同样明了。在权贵们看来，“包养”既然作为一种公共福利，也未必要让文学艺术家们独享，更未必要按文学艺术的游戏规则选聘，也可以通过考录的方式，或用来迁就照顾某些权贵阶层或裙带关系。结果，别管你是否是文学艺术家，是否有过得硬的作品，是否有较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要符合招录条件，一律大开绿灯。于是，便有包括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内以及官员七姑八姨等各种非专业人员进入各级文联。于是，理应为作家、艺术家荟萃之地的文联，就成为安排裙带关系的“后院”，成了专业人才短缺，行政人员人浮于事的“衙门机关”。要这些人领衔创作基本没门，但外行领导内行，横生枝节，内耗严重，坏了文联的声誉不算，更重要的用事业经费发人头工资，影响了文学艺术事业的财政扶持力度，而作家、艺术家反倒被边缘化了。
　　
　　对此“包养体制”，近年来公众与媒体屡有诟病，特别是随着作家洪峰乞讨及至退出作协，来自舆论的抨击可谓空前地激烈和深刻。由国家用纳税人的钱供养“专业作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急待改革。作家、艺术家的成长有其特殊性，发现、培养、引进，必须遵守艺术自身的规律，而不能像考核公务员一样考核，招录和管理。作家、艺术家更当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汲取营养，去发现生活的美。没有了精神枷锁和物质奴役，才可以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和图画。庞大的文联官僚机构自然更应瘦身，“清理整顿”，让那些非专业的官员们，权贵们的“裙带们”，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再也不能滥竽充数，贻害文联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