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开始，一场名为老城区改造的项目在江西省丰城市全面铺开，拆迁指挥部由副市长亲自挂帅。而在拆迁中，有人被停职，有人被威胁停发工资，连一些低保户都被告知，如不配合将被停发最低生活保障。1位退休前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拆迁户表示，由于自己拒签拆迁协议，被告知：如果再不签协议，会对其以前任职期间的情况展开全面调查。亲自挂帅的。（《中国青年报》1月10日）

    在中国目前的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因为利益博弈使然，在不少地方拆迁成了令人棘手的老大难问题，要解决起来，本来就难免有暴力倾向，如果再加上“株连”两字，恐怕就具有“双重暴力”的意味了。比如江西省丰城市在全国就富有创举地实行了这一办法。用最新的流行语来说，这叫“很黄很暴力”。

    翻阅一下史书，株连之法在中国颇有渊源。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一般的当朝者多是株连九族，即一人犯罪，上至曾高族，下至玄孙的所有范围内的亲属，或坐牢或杀头或流放或没身为奴。而明成祖则把株连发挥到极致，“株连十族”，将前朝之臣方孝儒的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连坐法最著名的实践家商鞅曾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赏刑》）言下之意只要以株连法恫吓草民，草民惧怕“不敢试”，和谐的“无刑”便指日可待。原来在商鞅看来，所谓“无刑”境界是建立在“株连”的恐怖主义上的。

    而对丰城这个老城区改造项目拆迁指挥部而言，老城区改造这个项目，关系到副市长的“官运亨通”，只要能保证拆迁顺利进行，那么，即使现代社会不容许连坐法的存在，他们也会创造出“拆迁株连”的新意。因为在他们眼里地方官才是法律，小民的温饱，和下级的饭碗是一文不值的，即使是离退休官员也不例外，反正他们潜意识中，公民的权利和尊严，是可以随意践踏的。只不过相比古代暴君，这个拆迁指挥部还算是仁慈的了，他们要“株连”的并不是人头，并不是“九族”、“十族”。

    其实，拆迁株连的“活学活用”，深究其根源，除了“人治文化”的影响之外，跟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企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甚至政府官员，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以“为企业办实事”等名义，频繁地介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比如征地、老城区拆迁，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但更多的是商业开发性质。这种经营性活动，按理说政府不该介入过深，因为政府是最特殊的一种社会组织，它可以行使强制性的权力（一种授权式暴力），所以，在多方利益主体博弈时，政府应该置于一种超脱、超越的位置上，它的职能是为社会中利益主体的表达制定规则和程序，是以监督者的身份，介入社会中的利益表达和博弈过程，甚至最终以裁判者的身份对其中的分歧进行裁决。

    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恰恰放弃了这样的超越地位，卷入了社会中的利益纠纷。于是诸多弊端便产生了。尤其是当政府官员介入某些经济经营活动的时候，不但经济活动运行的许多必需的规则受到人为破坏，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无法建立，而且腐败现象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拆迁株连”的出现，显然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