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妓女追悼会》的帖子引起关注，主角是一个一心为教育卖身的漂亮女教师，在她死后，她的学生为她举行隆重的记者招待会。消息一出，网上哗然，但此消息之后被证实为杜撰。而以杜撰新闻来博取网民眼球的“网络推手”，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网络推手”，是真正的正义卫士还是卑鄙的自我炒作？（《郑州晚报》1月8日）

    只要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动机是崇高的，意图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于死。这就是“目的论”文化。“目的论”又称“目的伦理”或“意图伦理”，它的逻辑是：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伦理”对正义的衡量，又仅仅在于目的。如果手段不正义而目的正义，目的就可以为手段“漂白”。此即西谚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而在历史上，“目的伦理”的泛滥和疯狂，莫过于文革时期了。那些红卫兵们在打人时，他们的表情是那么单纯、激昂、亢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甚至，他们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你，他们正在行使正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有人说，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如今看来，这句话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文革的“目的论”之荼毒，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发，只不过它以前的名字是“红卫兵”，而现在在网络上，它的名字是“网络推手”或“网络暴民”。

    我们把“文革”时空置换于网络上，就会发现，那些禀持这种伦理的“网络推手”和“网络暴民”，跟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何其神似。比如“铜须门”，“虐猫门”和“烧狗门”，还有“史上最恶毒的后妈”、“北大女学生海外裸奔”等，他们以“无名氏”的方式，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比如《妓女追悼会》的始作俑者、网络“深喉”张怀旧，不仅赤裸裸地声称“不择手段创造网络传奇”，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目的伦理”，制造一个个赚人眼泪的话题和假新闻，甚至还引以为荣，把《妓女追悼会》这样的假新闻，冠冕堂皇地包装成“给山区贫困小学做的一个公益推广”，“唤醒国民，让所有人都去关注西部教育”。虽然说他这种极端的、伪劣的手段，确实在客观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正如他所意料的是，“西部山区的教育部门已经对某些贫困小学拨了教育扶贫款”，达到了所谓的“目的”。

    但他们又何曾想到，他们的行为不仅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涉嫌违法犯罪，而且也蒙骗了多少善良的人。实际上，如果照此“目的伦理”的逻辑推理下去，所有人都沉醉于虚构的网络炒作，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底线就会彻底崩溃。用陈凯歌的话说，人又岂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当然，“网络推手”和网络暴民之所以如此泛滥，甚至有成网络灾害之势，或许跟网络法律和管理缺位，有相当大的关系。网络是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网络不能成为法律的真空地带。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我们有必要建立健全网络法律体系，加强网络监管，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摒弃那种把网络视为“自由市场”和任意宣泄个人情绪的场所的行为。并且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促进网民文明上网，构建网络道德的形成，从而把“目的伦理”这种思想，扼杀于摇篮中。（钟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