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发表演讲时称，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也赞成电费提价。他认为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通过提高的学费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才是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的最好办法。（1月6日《南方都市报》）

    茅先生前不久曾发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著名文章。这一次，发表“赞成提高学费和提高电价”的论断，不知道究竟是属于“为富人说话”呢，还是属于“为穷人办事”？从立论的穷人立场来看，似乎应该属于“为穷人办事”的范畴；但是，提高学费、提高电价之类，向来为穷人所反感，未必公众真的已经愚笨到不辨好坏的地步了吗？

    茅先生赞成提高学费和提高电价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在低价情况下，富人因为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强，所以等于是政府的补贴更多给了富人；而提高价格，政府却可以通过发放奖学金和生活补贴的方式，将政府补贴专用于穷人。这样的“涨价有益穷人论”看上去很有道理，然而叙述逻辑并不缜密。

    首先一个难题是，提高价格让谁受益？“先涨价后补贴”式“涨价有益穷人论”要想成立，那么，涨价的好处惟有全部由政府获得，然后由政府将这部分钱转手补贴给穷人。相反，如果涨价并不能让政府获益，即给大学的拨款并未减少，提取的电企分红也并不更多，那么，提高学费既不可能增加学生的奖学金，提高电价也不可能增加穷人的生活补贴。事实上，要想让提高价格的好处全部流入政府手中，进而形成所谓“补贴穷人基金”的可能性非常小。其结果必然是，穷人因涨价付出的要比因补贴获得的多。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提高价格的门槛效应。显然，学费越高大学的门槛也就越高，穷人的孩子爬过这道门槛的难度也就越大——如果连大学门都进不了，还谈何拿高奖学金来弥补高学费的损失？尤其是当下“读书无用论”一直很有市场，越是家庭穷困越是必须考虑读大学的“投入产出比例”，这无疑会放大高学费的门槛效应。另一方面，越是高学费，富人获取机会的能力也会越强，因为他们与穷人的最大竞争力正体现在金钱上。提高电价事实上也一样，在能源有限的背景下，不啻为通过提价的方式让穷人为富人“让电”。

    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补贴穷人的可操作性问题。奖学金本身不定位在贫富的方向上，不属于补贴穷人的范畴；当然，还可以通过助学金来实现补贴穷人的目的。但是，谁都知道，大学助学金、奖学金的发放暗箱操作问题很严重，如果说低学费让“富人搭了便车”，那么高补贴事实上也相差无几。与经济适用房的遭遇一样，针对穷人的助学补贴、电价补贴也同样逃不出被富人瓜分的可能。何况，发放补贴需要机构和人员来执行，行政成本很高，像交强险、养路费之类蜕变为“养人费”的先例并不少。

    总而言之，在与穷人的比较意义上，大学学费越高富人越受益，电价越高富人越受益，这或许才是更趋于现实的图景。理论意义上的“涨价有益穷人论”，一旦落地于现实的土地，实在难以经得住推敲。

（盛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