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但老人的讲述却与历史是吻合的。民国28年3月，正好是1939年4月份。这时也正是汤军大肆抓人的时候，一方面将这些庄稼汉送往前线充当炮灰，另一方面收罗一些庄稼把式放在后方，为部队补给粮草。余安吉和他的乡亲们也许就是这样来到这里的。
 
    交谈中，记者注意到老人住的房屋是依庙而建的。记者很奇怪，转身问朱华寿。朱华寿告诉记者，他是土生土长的高草谌堡人。从他记事起，就看见余安吉老人住在这里，而且当时村里的外地人都住在龙王寺的周围。以前他们住的都是龙王寺的房子，后来，他的子女为二老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了。
 
    “为什么要住龙王寺的房呢？”记者问老人。“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只有这座庙，其余全是荒山和林子。”“这里是风水宝地，前面有龙王寺和两颗几百年的老树，山上有龙泉，好得很。”
 
    相传，龙王寺的后山上住着一条龙，此龙头往西环绕半周后朝东高高昂起，很是凶猛。据说，此龙曾与邛海青龙寺的龙打斗，二蛟龙直打得天昏地暗，不分胜负。不知打了多久，龙带伤回来了，它用海草将伤口包扎好，仍然高高的昂着头，等待着下次的角逐。现在它还在等待着。后来为了纪念这头勇敢的龙，人们决定为它修寺。据说开始人们并没打算将龙王寺修在这里，而建在距现在500米的地方。当时村民们将修寺的木料备齐后，正准备动工，突然刮起了大风，人们只好停下，准备第二天再干。可第二天工匠们到工地一看，惊呆了，所有的木料无翼而飞，整齐地排放在龙王寺的地界上。人们想，也许这是天意吧，所以在这里修葺了占地50亩的寺庙。文革期间，寺庙里的菩萨、神像被毁，如今不足40平米的龙王寺里只有80年代重新建的4尊龙王、龙母塑像。然而，每到农历6月12（龙王生日）龙王会和龙母会时这里仍然热闹非常。
 
    西昌人都知道，河西坝子有两多，一是饿狼多，二是土匪多。余安吉回忆说：“我们来这里时有一个连，全部住在庙子里，后来因为人太多，又分了许多人到马道、裕隆等地，最后只剩下12个人住在这里。”“白天我们开荒种地时全部带着枪，所有人都不准离开这个地方，不准抢山下老百姓的东西。”1946年，抗战胜利后，当官的都跑了，留下我们继续在这里以务农为生。后来又都与当地女人结婚生子。“余安吉的老伴徐良珍是高草人，与老人同岁。他们共育有3男2女。老人在离开家时留有一未见面的儿子。1971年老人曾回河南老家见到了已成家立业的长子，虽然老人很想家，但终究舍不得这边的5个儿女，他又回来了。
 
    听说记者来河南村采访，几个村民来到了余安吉老人的院子里。
 
    57岁的李寿义，祖籍河南信阳。1939年，其父李友德与余安吉一起来到西昌后在当地结了婚，育有5个子女。1968年，其父李友德几经周折与家乡取得了联系。1971年老人带上几个子女北上回家探亲，并把两个小儿子留在了老家。1989年老人去世后，李寿义一直与弟弟保持着联系。平日里，他从来没有忘记告诉孩子们：“我们是河南人。”
 
    一组组长张立能也是54岁的人了，他的父亲也是河南人，他说：“虽然我们生在西昌、长在西昌，但我不会忘记，我的根在河南。”他告诉记者，当时留在这里的有8个河南人、3个自贡人、1个湖北人及一个陕西人，解放后湖北人举家搬走了。解放时这里叫龙王村，后来政府将当时只有十几户的龙王村划归谌堡村。现在这里已有25户，110多人。（李良如 罗淙 聂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