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帮助沽基家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并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㈠》
　
　　篇首语所述，当然是历史事实。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冕宁彝族区，及时赶到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而后昼夜飞兵，袭取泸定桥，打开了北上的通路，其意义对于任何一个粗知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因此而名扬史册，当然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其背后蕴藏着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故事，也并不那么轻松。
　　这是在很多史书中回避的一段历史，理由是“会影响党的民族政策”。
　　其实这不是理由，甭管是谁的“民族政策”，在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了解谁的情况下狭路相逢，出一把手切蹉一把掂量出各自的份量后再认识一把成为朋友，大概也属一种“理所当然”。
　　况且，既或是彼此成为了朋友，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永远是朋友，在什么事情上都是朋友。
　　再况且，彼此的认识，不还要不断深化么？
　　这样建立在“深化”认识上的团结，不是更牢靠么？
找了便宜，头人们狠狠壮了一胆！
　　现在而今眼目下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大致为清代宁远府辖地，地域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国年间建制多变，习惯上称作“宁属”。就地名来说，大凉山泛指小相岭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军路线主要有3条。
　　⑴主力红军经会理到永郎沿安宁河北上。过菩萨岗到安顺场，行程503公里；
　　⑵红九军团经会东翻大箐梁子至西昌与主力红军会合；
　　⑶主力红军到泸沽时分一支佯动部队经越西至大树堡佯攻，后去安顺场。
　　这3条路线均为谷地，主要是汉族聚居区，各有约100余华里的彝族聚居区。
　　“彝海结盟”之地在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西北边缘地带。
　　这里的彝族聚居区，都还处在奴隶社会形态——这个形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什么叫奴隶社会形态？
　　奴隶社会形态有一个最本质、也是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抢”——什么都靠“抢”！
　　吃靠“抢”，穿靠“抢”，生产工具靠“抢”，劳动力靠“抢”，生劳动力的妇女靠“抢”，取之于 “抢”用之于“抢”的武器靠“枪”……
　　这一片儿的彝民，没有统一的领袖，各自按血缘关系分为大大小小的家支，互不统属，互不相让，彼此间时常合作去“抢”他人，也时常互相“抢”一把，当然也为“抢”结果而争来斗去。有外族来犯或奴隶造反，大家就合作对付；天下太平了，就互相浴血相“抢”。
　　不过，当时刘文辉的24军管着这片地儿，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就得弹压这些抢来抢去“倮倮”。办法嘛，还是清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规矩，让各家支头人到县城“换班坐质”，弹压的结果，是把宁雅正道也就是红军佯动部队走的那条道——宁雅正道，打扫得比较干净，比较安全，也使那里彝族家支势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所以红军第二先遣队（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走这条道，麻烦很少。他们一打开越西县监狱放出“换班坐质”的头人，很快就得到了彝民头人和群众的拥护，纷纷主动给红军带路、筹粮，还积极参军。红军在越西县“扩红”，一天就扩了6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彝民。
　　后来曾任成都军区彝民团团长的王海民（彝名阿尔木呷）上校，就是在这里参军的。
　　但红军主力走的那条道，还是很不安生，一般商旅视为“畏途”，24军团以下部队，也不大敢往这条道上走——怕被缴械给掳去当娃子。一般商旅过境，都要向邓秀廷部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费”。
　　按理，红军主力从此过，“倮倮”们是不太敢来放“抢”的，最多也就是藏在山上打打冷枪，然后瞅空子打点掉队人员的主意，捡点便宜——这里的黑彝家支势力，远不似大凉山腹地那般强大。在大凉山腹地，就有国民党正规军去禁烟的部队整团被缴械的事情；而杨森部驰援大渡河防线拦阻红军的主力部队，在雷（波）马（边）屏（山）即被彝支武装拦截，刘湘派飞机助阵，也未能过境，最后还不得不绕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