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昌工务段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身体硬朗、耳聪目明、依然健谈的革命老战士李成锁再次走进了我们的党课教堂，他饱含激情地向我们缓缓讲述了他的一生

    仇恨种子心中埋

    1922年秋，我出生在山西襄垣县一个普通的贫农家庭里。在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里，我的父母亲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把我送进了学堂，让我读了书、识了字，这为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我能记事的那一天起，日本鬼子就侵略了我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一次大扫荡中，日本鬼子把我们村子里的20多名老百姓，全部赶到了一个小山头上，用刺刀一个个将他们挑倒在血泊中，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有幸的是，鬼子没有刺中我父亲致命的地方，他在血泊中躺了两天两夜，醒来时虽奄奄一息，却幸免一死。后来，在日本鬼子的多次扫荡中，我的五个亲人先后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刀枪下。说到这里，李老的眼眶湿润了，他说：在那些幼小的记忆里，血腥场面时刻在我的眼前闪现，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从小就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
   
    我是小小武工队员

    在我15岁那年，我们一家东藏西躲，终于得以保全性命。那时我年龄小，体质弱，在当地的县武工队影响下，我当上了一个娃娃兵。那个时候的武工队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发动群众、民兵去搞破袭战，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日本鬼子的交通和通讯设施，主要方法就是去把日本鬼子的电线剪断、抓汉奸、建立情报站等。由于在那个特定的“白色恐怖”年代中，情报站的工作相当严峻。

    有一次，我按照上级的要求，去送一封“鸡毛信”，那时送一封信需要经过好几个情报站的传递，而联络员之间相互不能见面，只说把信放在一个指定的地点，再由下一站的联络员去拿。就在那次，我被一个汉奸跟踪上了，当我发现后，为了不让他发现我们的联络点，我故意在村东头的玉米地绕了十多里路，终于将汉奸甩掉，圆满地将信送到指定地点。还有一次，我跟随县武工队和当地群众去破坏日本鬼子的铁路，拆了好几里钢轨和配件，后被日本鬼子发现了，紧追不舍，我们一部分人被迫躲在高粱地里，只听到日本鬼子的子弹在头顶上“嗖嗖”直响，高粱杆一茬茬倒下，一颗子弹从我手边擦过，打在一块小石头上，石头顿时被打得粉碎，差点要我的命。我当时想，如果这次我死不了，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我的家乡。

     参加革命敌后锄奸

    1939年，组织正式批准我成为一名武工队员。1940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次，组织上安排我们武工队的几个同志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是一个在延安整风中被发现混进革命队伍的“三青团”的分队长，逃跑投靠了日本鬼子去当翻译。组织上为了避免他把我们的军事机密泄露给日本鬼子，要求我们武工队立即去捉拿。我们接到指示后，经过几天的潜伏跟踪，摸清了这个汉奸胆小怕死，住在离鬼子据点很近的地方。我们化装成打鱼的渔夫，顺利的接近了他的住处，当他发现我们的身份后还想摸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潜出鬼子的据点，安全返回。

    还有一次我和县委书记，妇救会主任到东庄（已被鬼子占领）去开展工作，由于汉奸的告密，我们几个人被鬼子包围了，当我们突围时。由于敌众我寡，在突围中县委书记和妇救会主任都牺牲了，我和另一个同志扔出了手榴弹，炸死了十多个鬼子，冲了出来。

    身经百战保和平 

    1941年我参加了彭德怀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那次我们战斗是在山西武乡县。那年10月26日，当时我们的部队遇到的是日军的400多人的大队。我们的部队事先设好了埋伏圈，当日军的部队进入了埋伏圈后，指挥部发出了进攻的信号，设伏部队居高临下，向山沟里的敌人猛烈射击，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敌阵顿时大乱。战斗持续了大半天，几度处于胶着状态。后来我们冲下山，与敌人展开肉搏，有许多战友为了阻挡日军的攻击，身上绑着手榴弹冲向敌人，与敌军同归于尽，场面异常惨烈。经过最后激战，敌人尸横遍地，400多人被全歼。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战斗是副总司令彭德怀、师长刘伯承亲自指挥的。

    1943年部队进行了整编，武工队被整编成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我们就被编入了第六纵队又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黄琨瑜　秦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