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庙村小庙街

　　那些年顾不上修房造屋

　　81岁的吴礼崇走起路来还是那么利索。

　　他每天的“任务”是在两个儿子的房前屋后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5月10日，吴大爷张开已经没有几个牙齿的嘴，乐呵呵地对记者说：“你看，我连拐杖都不拄，走起路来甩手甩脚，利索着呢。我这么大岁数身子骨还这般硬朗，多亏了党的好政策。”

　　“土地分到户，各种各的地，庄稼种得好，家家致了富。”吴大爷的顺口溜张嘴就来，“分田到户后，大家种田的积极性高了，都不再为吃饱肚子发愁啦。”

　　吴大爷家住西昌市小庙乡小庙村4组。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他是红旗大队（即现在的小庙村）第4生产队队长。回想起分田到户前的那些年月，老大爷打开了话匣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地处安宁河平原中部的小庙村的11个生产队，不仅有较好的地理位置条件，还有近邻西昌城的优势。除了极少部分山坡地外，大部分田地都处在安河谷一带的平坝中，与我州高山地区的农村比，发展农业生产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在大集体那个年代，小庙村仍有人饿肚皮。

　　“改革开放前，我住的是泥巴糊起来的棚棚。当时，几乎整个小庙村的人都是一样，安宁河坝子也都是这样。”吴大爷说，“那些年月，人只能顾嘴巴，顾不上修房造屋，顾不上讲究穿着打扮。”

　　“1980年前后，西昌农村开始搞分田到户时，公社怕我们把庄稼种不好，不敢分。但我们生产队的人很积极，都要求试试。”吴大爷的思绪回到了从前，“当时，公社首先在我们生产队搞了试点，先把山坡地和旱地分了。种了一季后，又才把其它的田土分了。那年，生产队粮食大丰收。其他没有搞分田到户的其他生产队则交不上的公粮。”

　　“这之后，大家的干劲足了。一家比一家的庄稼种得好，一家比一家会挣钱。”吴大爷激动地说，“生产队长们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天天晚上开会安排生产了。现在，我们小庙村家家户户都有住房，一家比一家修得漂亮。”

　　说话间，吴大爷带着记者走到他二儿子的房前，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平房就在绿茵茵的石榴地旁边。走进室内，只见屋子里装修得亮堂堂的，沙发、茶几、电视、电话，与城市里的人家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挣工分补社户得倒贴

　　“公社是根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小庙村40来岁的老队长武光明唱着《公社是朵向阳花》这首老歌时，尘封的记忆又浮现在脑海。

　　“分田到户之前，我们农民是靠挣工分吃饭。”武光明说，“一个全劳动力一天可挣10工分，妇女能挣8分，小孩和老人只有5分。10分算一个工，一个工只管六七角钱，这就是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价值。那时候，哨哨一响就出工，哨哨一响便收工。一些人是出工不出力，脏活累活不想干。”

　　“那时的人很穷，小孩子盼过年吃肉，大人怕过年‘补社’（当时，未完成工分者，得拿出现金交给生产队。）。生产队里有一半家庭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年底不但分不了钱，还要拿钱出来补社。”武光明说，“凡是家里孩子多的、有病人的、劳动力少的，都是一些补社户。”

　　“补社户本来就穷。没有钱怎么办？生产队分粮食时不给分粮，以扣粮来抵补社款。补社户分不到粮食，家里便没有吃的，只能饿肚皮。特别是到了年关，或者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断粮断炊的事时有发生，多数人是靠借粮过日子。”

　　一次，生产队分豌豆，当分到一户老补社户的名下时，一个分粮的队干部说：他们家分啥粮食哦，给他抓几把就行了。“那个时候我年龄虽小，但是只要看到这些场面，都会令我心酸。”老武回忆说。

　　分田到户后，老武当过生产队长。他说，从那时起，农民的思想变了，不管生产队安不安排农活，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