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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世居回族移民初探

2021

03/09
来源:

凉山广播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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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移民手绘图。网络图片

凉山新闻网讯(文/陈云庚 马彧 图/王仁刚)考诸国史方志、碑刻谱牒以及民间文献,回族人移民入昌(元明称建昌,清代至今称西昌)历史,始于元而盛于明清,其聚落多分布在安宁河谷东西靠山地带。

元代,从军回族入建(昌)之始

元朝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回族人从军征战、平叛,事平镇戍建昌路(今西昌一带,以下简称“建昌”),最终在当地设立的军屯落籍为民,编入民户。

元宪宗初年,忽必烈军平定建昌,此为从军回人入建(昌)之始。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率军击败落兰部(唐南诏乌蛮部落之一,治台登县<今冕宁县泸沽镇>),入云南攻大理,又有部分随军回族留守建昌。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设云南行省,建昌属之。元成宗大德间(1297-1307),云南省爆发“天历镇兵之乱”,朝廷征发川、陕军十余万往镇,双方以建昌为主战场剧烈厮杀。乱平,作为“探马赤军”之一部的回族官兵留镇建昌。

据忽必烈“探马赤军,编民入户”的政策,一批批蒙古、回族官兵在平灭大理国、平定上述叛乱之后,即于当地驻军屯田。《元史·兵志》载:云南省建昌罗罗斯宣慰(今凉山)之建昌路(今西昌)、德昌路(今德昌)、会川路(今会理)均立军屯。

有元一代,一些回族、维吾尔族,被朝廷派来云南省及罗罗斯宣慰司(今凉山地区)担任军政要职,随之从征、驻屯的下级回族军官及士兵,按朝廷诏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元史·食货志》),落籍建昌。

回族是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凡有聚落处,必建清真寺。1975年,发现于西昌市西郊乡宁远村桑坡“月鲁城”遗址的阿拉伯文《圣容赞碑》便是例证。此碑用5行阿拉伯文刻写。经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考证,此碑当为元代驻建昌军事要塞——“月鲁城”之回族官兵所建的清真寺内的遗物。《圣容赞碑》一般供奉于清真寺内,供穆斯林礼拜时亲吻。另据《西昌县志》卷六《祠祀志》载:“泸山之侧清真寺,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据考,明洪武二年(1369)建昌地区执政者(元末官吏)向新生的大明政权上表称臣,其地尚未正式入明版图,故此寺当为元末建昌回民所建。此外,回族先民还曾在西昌石塔街今53号家园所在地段建有清真寺,明代迁建至吉羊巷。

现在唯一能确认的元代回族军屯移民家族,是境内沙姓回族,其远祖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为元朝前期杰出的政治家,元至元十年(1273)至元十六年(1279)出任首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又名乌马儿,原籍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家族显地位赫,元世祖忽必烈以其抚治绥靖之功,倚为干城,身膺疆寄者达六年之久。其后人月鲁帖木儿在元末出任建昌路平章政事,入明任建昌卫指挥使,后因举兵叛明而罪及妻孥,仅逃出一个孙子,隐居在米易县黄草坡(今北马镇),改名叫沙顺(“杀顺”之谐音,意为“杀而后顺”,隐喻家族历经灭族之劫后祈愿就此顺利平安)。三代以后其一部分后裔迁居至现在的西昌市经久乡,至今历传22代,有人口约1500人。

明代,从军回族入建(昌)之高峰

明初是回族人以军户身份移民入建(昌)之高峰期,其后裔构成为今日西昌世居回族之主体,一如同期“调北填南”之汉族军户。明初洪武皇帝“调北填南”,从北方及中原各省调集至少十万之众的军户,在今凉山地区设立“建昌五卫”(即建昌卫、宁番卫、盐井卫、越嶲卫、会川卫等“五卫”。一度时期增设“建昌前卫”,按说为“六卫”,但建昌前卫万历初撤并入建昌卫,所以史学家习称为“建昌五卫”),以四川行都司(治今西昌)统之。这五卫军户绝大部分为汉族,其后裔亦构成为今天凉山世居汉族的主体。

沙锅营马《马姓历代木本图》(“木本图”即世系表,此图绘于清代)

显然,这十万军户中,当有不少回族,尤以陕西籍为最。按明制,驻守士兵须实行军屯,军户取得军籍则一人为军,举家为军,一世为军,世代为军,不得擅自改变军籍身份。以故,明初回族军户必定是父母、妻儿、兄弟举家随军迁住建昌卫戍地,其具体数量虽不可考,但应不在少数。

《西昌世居回族移民简表》所胪列62家回族,基本囊括境内世居回族家族,其中能确认为明初军屯移民者多达11家,为62家中之最,占境内所知世居回族家族的17.7%。

明洪武四年(1371),镇国上将军罗罗斯宣慰安普卜之孙安配,率众归附(仅只纳贡称臣,尚未正式入明版图),又以招安旁夷有功,授昭勇将军。寻改授土指挥使,带衔建昌卫,不给符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外里许。安配“所属有四十八站火头,吐蕃、僰人子、伯夷、麽些、佫鹿、倮罗、鞑靼、回纥诸部,各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里,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引文据明曹学佺著《蜀中广记》之卷三四《边防记·建昌卫》引《九种志》云)。可见,洪武初年安配属地为“倮罗(彝族)、鞑靼(蒙古族)、回纥(回族)”等世居民族共同杂居之所。

明洪武十五年(1382)罗罗斯宣慰司正式归并入大明版图。正月罢罗罗斯宣慰司,置建昌卫指挥使司,隶云南都指挥使司。三月,改建昌路为建昌府,隶云南布政使司。十月,建昌府改隶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卫指挥使司改隶四川都指挥使司。以故,在凉山地区发现的历史碑刻和世居汉、回两族谱牒上常见将建昌地区称为“小云南”的说法。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月鲁帖木儿叛乱,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凉国公蓝玉移师征讨。据《明史·蓝玉传》载:“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月鲁帖木儿)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报可。”在平灭月鲁帖木儿叛乱后,由于采纳了“增置屯卫”的奏议后,朝廷不仅将蓝玉所部官兵及平叛之初、蓝玉军抵达之前赴援建昌的官军(尤以陕西籍官兵为最,多有回族军户)就地留驻屯田以增设“建昌、苏州二军民指使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还从全国各地集中抽调了一批武官以充实在当地新建立的卫所防御和管理机构。至今西昌市安宁河谷一带回族聚居的村庄,有的仍然保留着当时设立军屯时的旧有地名,例如裕隆乡的沙锅营、星宿屯,西溪乡的大营、回族村等。通过这些屯堡地名,不难探究回族人当年“屯聚牧养”的历史痕迹。这批军屯移民,按《西昌世居回族移民简表》之“原乡乡籍”来划分,其中4家为陕西籍,亦为同批军屯移民同乡籍者之最,正好与《明史·四川土司·建昌卫》所载“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人往戍之(建昌)”的内容深度契合。

这次平叛后,留守屯田的回族家族,存有准确记载的6家,汉人军户家族后裔娶回族女子变为回族且有记载的有3家,共9家。

明天启二年(1622)立郑国辅墓志碑(碑今在西溪牛郎坝大营郑氏祖茔),碑文中明载郑国辅裔孙中:“邦运、邦泰娶马姓二女,回教自兹始矣”的记载

西昌世居回族同为一姓者派别支分,家族众多,尽管他们之间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举马姓为例,即有26家之多。为区别虽为同一姓氏而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人们在各家族姓氏的前面,加上其始迁祖入建驻屯的屯堡地名,作为其专有称呼。

核桃村马,始迁祖马俊,驻守青龙隘口(现海南乡核桃村),生有五子,序列五房。现在西昌市境内都有分布,有口3000人以上。

泸山脚下马(共两支,另一支始迁祖为马都贵、马代贵,下文述及,此处从略)中的一支,其始迁祖马凌翱因驻守现在的马道镇、经久乡等地,定居于泸山山麓。后人分布西昌市境内,有口3000人以上。

沙锅营马,其始迁祖马刚,最早驻守宁番卫(今冕宁县),后来迁至沙锅营(即今西昌市裕隆乡兴富村所在地)。其后裔在西昌境内都有分布,族别有彝、汉、回三种,其中汉、回两族有口约3000人。

玉石塘马,其始迁祖马登玉,从云南大理率军至建,驻守玉石塘安宁隘口(今裕隆回族乡兴富村五、六、七组)。后裔主要在此地繁衍生息,现有口500人以上。

锅厂马,其始迁祖驻守西溪(今安哈镇);马蝗山马,其始迁祖驻守马蝗山(今四合乡)。此两家回族,因后裔播迁各地,其家族资料已经不完整。

回族村杨,其始迁祖名讳失考,入建之初驻守西溪回族村。其族裔主要分布在安宁镇五堡村、安哈镇牛郎村,有口约700人。

大营郑姓,其始迁祖郑义,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因攻封授建昌卫中所正军千户,后来定居大营(今安哈镇牛郎村)。递传至第六世孙名郑邦运、郑邦泰者娶回族女子,两人之后裔变为回族,“回教自兹始矣”。关于郑氏部分族裔“汉改回”的金石文献,仅有一通刊刻于明天启二年(1622)的墓碑,其他资料还不完整。

明代军屯移民共性:兄弟一同往征,编为军户

明代军屯移民的一个共性,就是俩亲兄弟一同遣发并征调至镇戍地,哥哥是“正军”(正规军编制,有军籍)、弟弟是“军余”(预备役编制,尚未取得军籍)。一旦哥哥死于征战疾疫,弟弟即刻填补缺出的减员员额以顶替哥哥的军职,在战时为军,在和平时期“顶种”(代替哥哥承种驻军的屯田)。

兹举“泸山脚下马”中以马都贵、马代贵为始迁祖的家族来说明。这支回族在家谱中清楚地载明:“我祖乃陕西固原马家巷人氏,洪武年同来建(昌)兄弟二人,一名马都贵,一名马代贵,统领乡兵,住(驻)泸山脚下。镇守月亮山(今四公里半至西昌学院南校区一带),代管罗家沟,随后编民入籍”。另据清咸丰四年(1854)所立《重修四百户清真寺碑序》载:“……我始祖马都贵自洪武年间由陕至建,居住泸山脚下”,再次说明此支回族移民入昌的时间、背景、原乡乡籍。马都贵、马代贵兄弟同时入建镇戍,此支回族可证为明代军屯移民无疑。

军屯移民重要特性:结成“世代不开亲”的跨血缘跨种族宗盟

明初移民入建的汉族军户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异姓兄弟身份彼此间结成“世代不开亲”的异常稳固强大的跨血缘宗盟关系。中国自古是宗法社会,但在明初移民入建的这批军户中,亘古不易的传统宗法社会显然发生了异变,不再单靠不容紊混的同宗共祖的纯洁血缘关系来维系一成不变的传统宗法社会形态。究其实里,明初军户移民入建之初,要想在建昌五卫这个因世居土著民族林立并存而条块分割的极其复杂的人文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同僚、部属甚或是同乡人之间采取结为异姓宗盟的方式来“抱团越冬”,既用于消解来自同批军户内部间的倾轧内耗,更用于抵抗出于敌我矛盾的族群间的侵袭屠戮。这种因被视作家族而数百年来“不开亲”的异姓宗盟关系虽无血缘关系却富有顽强的生命力,有的历经明清两代500余年的历史风雨考验都安如磐石,直到今天都还有一定影响。

郑国辅墓碑拓片

结合多年来的田野调查,考诸凉山明代军屯移民谱牒,安宁河流域汉族军屯移民后裔间多有世居的异族大姓“不开亲”的说法,试举一二为例。例如冕宁县北部菩萨渡(河东村所在地)有“邓周王三姓不开亲”、冕宁县中部宏模镇詹家屯(又名“詹家冲”,今山河村)有“詹陈二姓不开亲”、西昌市礼州镇有“曹大、边二、周三、廖黑四”等四人结为异姓兄弟、德昌县有林、朱、冯、陈、李等十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分别以其姓氏命名德昌十二所。在西昌市高山堡(今川兴镇新农村1—4组)有“苏、巫、陈、尹、伍、周、郑、傅、罗”等九姓结为异姓兄弟,在明清两朝和民国年间都“世代不开亲”。其中的巫氏、伍氏始迁祖关系尤为亲密,不仅立下“在生同饭碗,死后共香台”的遗嘱,而且殁后灵柩葬入同一祖茔。这简直颠覆了千百年来对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传统认知。

然而,进一步的探索还认识到明初军户间“异姓宗盟”的结成远非仅止于“跨血缘”的范畴。《西昌回族史话》书稿中马思述老师在《昔日海岛村 今朝康旅镇》一文中提及了邛海之滨核桃村内世居军户“马张洪肖四姓不开亲”的现象。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其中的马姓为回族,而张、洪、肖三姓是汉族。大概在清末民初,洪姓家族的族长,一度甚至由作为回族的马姓家族中人来代理。这个新的发现,证明了明初军户间不仅在同一民族中存在跨血缘的宗盟关系,而且存在跨种族的宗盟关系。正是由于结成了跨血缘乃至跨种族的强大宗盟关系,才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原生样态,在建昌五卫地区形成了军屯人家和谐共荣的包容开明的社会风尚。

费孝通先生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跨血缘跨种族的顽强稳固的宗盟关系,不仅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二元累加,而且也实现了“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重合叠加,成为明初建昌五卫地区军户社会关系的一个鲜明显著的特点。

有意思的是,跨血缘跨种族的宗盟关系形成于明初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中,但是在接下来的600余年发展历程中,却构建了一方和谐共荣的人文空间,促成了民族间的大团结、大融合。例如回族的清真寺里悬挂了富有伊斯兰教文化本土化意味的“敬主法祖”的匾额,而汉族的祠堂里也保有了“半为清真半为祠”的回汉文化融合的特点。又例如,郑氏军户后裔分化为汉、回两个民族,而沙姓回族后裔演化为彝、汉、回三个民族。

清代,生计移民、战乱移民、宦游移民大量迁来

清代大量回族陆续从陕西、甘肃、云南来昌从事农业、商业、畜牧业和小手工业,有的甚至组建马帮,从事商贸物流,笔者将出于生计原因的清代移民称为“生计移民”。据《西昌世居回族移民简表》统计,清代因为“经商”“行医”“讲学”“传教”“经营皮毛业”“经营牛羊屠宰业”等出于生计原因而移民的回族家族,多达9家,占62家移民家族总数的14.5%,在数量上仅次于明代军屯移民。

正因为回族全民信教,所以但凡有回族聚居地,必建清真寺,实行教坊制。在元明两代人口扩展基础上,累加本朝生计移民数量,清代回族在建昌地区设立教坊计36坊,总人口约20000人。

因为有关清代生计移民的史料失之于简,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移民与“湖广填四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多么紧密的关联性。毫无疑问,因为“湖广填四川”规模移民的流波所及,清早中期在强大国力和军力支撑下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为回族的生计移民提供了安靖的社会条件,使之得以顺利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清代回族的生计移民是规模地进行的,其所受“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的影响,也应是属于此波移民浪潮的“尾潮”,或者说是川内自主适应性二次移民浪潮的尾端,其移民入昌的时间当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左右。

清咸(丰)同(治)间(1856—1874),云南回民杜文秀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下令“灭回”,很多云南回民,举家逃来西昌避难,落籍西昌。据《西昌世居回族移民简表》统计,共有4家。其中常家,乃明初开国元勋常遇春后裔,原存有一部完整的家谱,惜在1964年左右被焚毁。据信,马水河街回民的皮革手艺就是由到西昌避难的马忠云的祖人传授,带动了西昌皮革业的发展。

核桃村马宗谱首页。在《族谱序》中,明确记载了该族始迁祖马俊在明初以军户身份镇戍建昌等地的大致情形

因为西昌物阜民丰,农业生产条件极好,历元明以至清民(国),很多宦游至此的回族官员离职后就地落业,融入西昌当地的回族族群中。据《西昌世居回族移民简表》统计,回族宦游移民入籍西昌者竟然多达9家,与清代生计移民家数相等,同样占62家移民家族总数的14.5%。

以上为元明至清民(国)西昌地区回族移民概况,其它原因移民入昌者,因缺乏可供质证的刚性文字资料,无从探其移民背景、揆其移民原因、断其移民性质,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是西昌世居回族移民的原乡乡籍问题。民国《西昌县志》卷六《祠祀志》记录了元明时期回族移民入昌的情况:“其来也,率由陕西、甘肃或云南,至有明时,自江南来者渐多。”《西昌世居回族移民简表》所列62家回族的原乡乡籍中,云南籍有15家(其中大理4家,其余地区11家),陕西籍有11家(其中凤翔有6家,其余地区5家),甘肃籍有6家(其中固原有3家,其余地区3家),江南籍有5家(其中苏州府有3家,昆山有1家,其余地区1家)。由于文字资料的缺失,很多家族移民入昌的时间和原因不明,不敢率尔遽定“江南籍”回民即为明初军屯移民,但据凉山历史碑刻和世居各族人民留存的民间文献来看,有足够理由认为“江南苏州府籍”的移民多为明初军屯移民,因为“江南苏州府籍”当为明初“调北填南”的江南籍各族军户的共同原乡记忆,极有可能就是此批军户最初集结开拔的地点。类似的现象还有同时期移民入建的汉族军户原乡乡籍“南京应天府”中的“朱氏巷”“诸史巷”“猪市巷”或“纻丝巷”,以及“柳树湾”“青石桥”等。

其二是因民族融合而发生的“改教”(更改族别)现象,例如原为汉族的刘家小桥刘姓。

前前后后700多年,回族移民从各地入昌的这段历史,是西昌移民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编辑: 但靖 责任编辑: 但靖